王先谦做出的成就有哪些他在教育上的主张是什么( 三 ) _生活百科

教育主张
1891年(光绪十七年)，王先谦任城南书院山长。1894年，又转任岳麓书院山长。此后，主讲岳麓书院达10年之久。
王先谦主讲岳麓书院期间，正是清末维新思潮兴起，书院改革呼声日高的时期。作为岳麓书院的最后一任山长，王先谦既为书院教育制度及其课程的改革作出了一定贡献，也对维新思想和西学的传播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
反对空谈提倡实学
王先谦曾指出：“中国学人大病，在一空字。理学兴，则舍程朱而趋陆王，以程朱务实也;汉学兴，则诋汉而尊宋，以汉学苦人也;新学兴，又斥西而守中，以西学尤繁重也。”他进一步指出，“日本维新，从制造入;中国求新，从议论入。所务在名，所图在利，言满天下，而无实以继之，则仍然一空，终古,罔济而已。”他本人以科举进仕，又多次任考官，遵制以八股取士，自己又爱好八股文，但他并不主张生徒埋头八股制文。1898年他曾作《科举论》，认为八股时文已经“决裂横溃，其体已不能自立”，他主张废除八股考试，让士人“啬其精神，优其日力，多读有用之书” 。即使在西太后下令废除新政，恢复旧制时，他也坚持认为八股“体实已灭裂”，“章句所用，而庸庸者因之束书不观，人才消耗，半由于此” 。他鼓励生徒不为功名所累，应趋重实学，多读有用之书。由于他的引导，岳麓书院生徒中涌现出大批在古籍校勘、注释和研究方面卓有成果的国学大师。
学以致用
王先谦注重于考据学，但并不是把学生局限在故纸堆里，而是提倡学以致用。他本人非常忧时忧国，也勉励学生以救国为己任。甲午战争后，他在发给生徒的手谕中列举了中国面临的民族危机，指出：“为士子者，若不争自振奋，多读有用之书，相与讲明切磋，储为国器，出则疏庸贻笑，无以劢相国家;处则迂腐不堪，无以教子弟” 。他认为：“士子读书，期于致用。近日文人，往往拘牵帖括，罕能留意时务” 。他认为上海《时务报》 “为目前不可不看之书”，为了使学生“开广见闻”，启发志意”，他特意让书院订购了六份《时务报》，“每二斋共阅一份”，“随时派人分送”，让学生“或翻阅抄誊，或略观大意” 。由此可见他启发学生“期于致用”，“留意时务”的苦心。
为了学以致用，王先谦主张对书院课程进行改革。他认为：“中国风气未开，才能未显，故外人声光化电之学，皆宜加意讲求。”因此，他主张书院课程“自群经、国文外，历史、舆地、算学、图画，中西共者也;各国语言文字，函宜通者也” 。在时务学堂的带动下，王先谦在岳麓书院也进行了一些课程改革。当时湖南著名维新派人士皮锡瑞在1897年九月的日记中记载：“岳麓师课已改，不用时文，课经史兼算学。”十一月的日记中又记载：“岳麓书院改章后，别造房屋二间，仿西学式教算学、方言。”《湘报》41号也报道，岳麓书院“以经义、治事分门，提倡新学”，“添设算学、译学” 。这些都为古老的千年书院注入了新鲜空气，也为以后书院改为学堂奠定了基础。
反对新学
维新运动中，面对新学思潮，王先谦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反对派，甚而还是湖南新政的积极参与者之一。他积极投资举办近代工矿企业，也参与南学会的活动。同时，他还是时务学堂的创设人之一。他与蒋德钩、熊希龄等首倡“添设时务学堂之议”，并亲自建议聘梁启超来湘任中文总教习。熊希龄被任命为时务学堂总理后，王先谦还致函予以支持，并表示，“先谦断无置身局外之想。有须先谦到场者，随时示知可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