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春秋霸主,只有句践一人于《史记》标题中明确被称为“越王句践”;同为《史记》“世家”,吴太伯、齐太公、鲁周公、卫康叔皆因是周王室亲族且功劳卓著,故在“世家”中被尊称,唯独句践凭借“其先禹之苗裔”的简单记载,以及自身多年的辛苦经营,于东南蛮夷之地开疆拓土、称王称霸 。
故而《太史公自序》中关于句践的论赞词中便有“句践困彼,乃用种 。嘉句践夷蛮能休其德,灭强吴以尊周室,作《越王句践世家》第十一” 。此等作标题之法,不仅体现着一字寓褒贬的春秋笔法精神,更折射出司马迁寄人生观和史学观于标题的动机:抑彼而扬此 。
句践勤政贤能,符合司马迁心中的明君形象 。司马迁并不因越国处蛮夷之地就轻视贬低句践,反而不吝笔墨加以夸赞,这是司马迁进步民族观的体现 。他也在书中多次歌颂圣贤之君,上至五帝尧舜禹汤,下迄本朝贤能君王,他都予以极高的评价 。
对于句践,司马迁借伍子胥之口重申“句践为人能辛苦”,“食不重味,衣不重彩,吊死问疾”,是位勤政有德的君王 。因而就司马迁的身世经历以及所处的时代背景,句践在《史记》中的地位便被有意无意地抬高了 。
司马迁受孟子思想的影响,以为承大任者“必先苦其心志” 。孟子有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也,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而句践“尝胆”一事,确是“苦心志”、“忍性”之举,亦符合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所谓贤人是在困境中造就的道理 。
司马迁为一心复仇的句践增设了“尝胆”情节,使句践具有了一种在逆境中求生、在艰苦恶劣的环境下成长的斗志 。此情节的设置,直接体现了句践隐忍发奋,终成就霸业的形象 。
其次,通读《史记》全篇,不难发现,司马迁还是较为推崇那些敢于复仇之人 。伍子胃自楚逃亡至吴,终不忘楚王杀父兄之仇,隐忍数年而鞭尸平王,报仇雪恨;范雎自魏亡秦,不忘自己在魏国厕中之辱,及位秦相,终得魏齐首级,一雪前耻 。
这种隐忍复仇的例子在《史记》中比比皆是 。对句践复仇之事的描述,显示出司马迁对句践坚忍复仇精神的推崇 。然而吴王夫差与越王句践同有复仇事迹,为什么司马迁更加偏向于褒扬句践而贬抑夫差?虽妄然揣度司马迁的写作倾向难免失之武断,但我们还是可以通过简单的分析,去厘清《史记》中关于句践形象塑造的一些线索 。
(一),相比于自杀的夫差,司马迁更加推崇隐忍苟活、以报吴仇的句践 。《史记》中涉及句践忍辱负重的篇目除了《吴太伯世家》《越王句践世家》《伍子胥列传》之外,还有《仲尼弟子列传》《苏秦列传》《屈原贾生列传》《货殖列传》,后几篇虽只提到一两句话,但基本都表达了句践被困会稽而忍辱负重,终因祸得福而灭吴称霸的主旨 。
而就忍辱负重言之,司马迁的看法显然与传统儒学有很大的出入 。传统儒学主张舍生取义,以死殉名,而司马迁偏偏另辟蹊径,推崇那些“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天下”的人 。
(二),夫差穷兵黩武,句践正义称霸 。夫差复仇之后,不行霸主之道,不继祖德,反以霸主之尊南征北战,四处讨伐诸侯国,这点并不符合司马迁统一的民族思想 。而句践称霸之后却致贡于周,归还各诸侯国失地,履行霸主职责,得诸侯朝贺 。
(三),夫差狂妄自大,小胜而骄;句践隐忍复仇,始终如一 。《史记》之前的文献诸如《墨子》《淮南子》等皆言夫差胜而后骄,论述其种种败因,但句践则往往被称为“圣人”“明主” 。因《史记》写作参考此前文献颇多,故而受此影响较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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