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清洗旧臣的次序( 二 ) _生活百科

巢湖水军只比常遇春等人晚一点点加入红军，但投奔对象不同。甲午年是朱元璋早期发迹的关键时刻，对此他回忆：“倡农夫以入伍，事业是匡，不逾月而众集，赤帜蔽野而盈冈。率度清流，戍守滁阳。”后来又回忆：“率二十四锐者南游定远。忽有义旅来归者三千，率练之。六月，取横涧山，破义兵营，得军二万余。入滁阳，葺城以守之。”朱元璋从三千、二万中分得相当部分，遂得独力南下滁州，一个包括徐达等旧属和李善长等新人的核心群体就此成型。
不久，上级将领陆续来到滁州，朱元璋遭到猜忌、削弱，但私属班底没有拆散，并且以红军某部首领的身份接纳了邓愈、常遇春等人。乙未年(1355)夏，濠州红军接受了龙凤政权的任命，朱元璋在军中位列第三，巢湖水军就是在此之后来降的。巢湖水军实力雄厚，投奔的是这支红军而非朱元璋，此时双方不可能建立私人归属关系。等丙申年(1356)朱元璋夺得全军领导权后，其他濠州旧将或巢湖水军乃至新投降者，无论怎么衷心拥戴，也来不及建立微时慧眼识英雄的私人关系了。所以，“渡江旧人”的关键不在“渡江”，而在“旧人”，即在朱元璋名位不彰时的“从龙”关系。
甲辰年(1364)朱元璋初创卫所时，各卫主官可考者二十一人，其中濠州旧将十五人，江北加入者有丁德兴、吴复、金朝兴三人，渡江后加入者有傅友德、康茂才、朱亮祖三人。洪武三年(1370)封侯时，除孙兴祖、蔡迁已死，沐英年位尚低，其他十二人全部封侯，即诸侯前十四人中汤和、周德兴之外的十二人。显然，王志、郑遇春这些中级将领封侯，凭靠的正是甲辰年(1364)任指挥这个资格。但是，其他六人中，除丁德兴已死，连渡江后加入的三人都封侯了，江北新加入的吴复、金朝兴却未封侯。
二人本系元军将领，值得关注。卫所选簿提及明朝建国前加入红军的方式，有“从军”、“归附”、“归附从军”等用语，“归附从军”仍属“归附”，很多军人是在明朝建立后投军的，算“从军”，有些早在渡江前加入的，仍算“归附” 。其中关键，不在于参军早晚，而在于加入红军以前的身份，到底是平民或反元自立者，还是属于其他阵营的军人。勋贵的出身也严格区分为“从军”和“归附” 。《明功臣袭封底簿》记录了八位明初勋贵的出身，其中吴复为地方义兵将领，康茂才为元军将领，俞通源为其他红军系统的将领，常遇春则“原隶群盗刘聚部下，闻太祖驻兵和州，领众十人来归” 。
这四人都在此前加入了其他组织，接受了其他阵营的任命，无论是主动来投奔还是被俘投降，都只能算“归附” 。其中只有费聚、常遇春较为特殊，前者是以老红军而非来降者的身份投靠朱元璋，关系亲密;而后者只身来投，易于与朱元璋建立私人从属关系。
按此标准，江北新加入者可分两类。根据史料判断，李善长、李文忠、冯胜、邓愈皆为“从军” 。而丁德兴的传记中注明“城口归附” 。吴复投朱元璋后，“察其底里，无他，俾领前驱” 。《明太祖实录》中巢湖水军主将廖永安、俞通海的官方传记注明为“降” 。诸将必皆属“归附” 。吴复、丁德兴与巢湖诸将同遭压制，说明“从军”和“归附”出身，也是重要指标。
总而言之，加入红军阵营的早晚、“从军”与“归附”的差别，乃至籍贯是否濠州等等因素，都会影响到勋贵封赏。但归根到底，与朱元璋确立主从关系的早晚，是决定勋贵排名的主要指标。“渡江旧人”中的“从军”者，形成了与朱元璋关系最亲密的第一圈层，不妨概称为“濠州从军”者，其中包括以私人关系和超群战功跻身于此的常遇春。“渡江旧人”中的“归附”者，一般籍非濠泗，与朱元璋的私人从属关系不彰，洪武三年(1370)封赏时受到压制，形成了第二圈层，可称“江北归附”者。渡江后投降的将领，能在明初勋贵中占有一席之地，要么依靠战功，要么依靠率领大队人马归降，概属“归附”者且与朱元璋私人关系淡薄，构成了第三圈层，可称“渡江后归附”者。濠州从军者构成了公爵的全体和侯爵的前半部分，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