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杨翠喜案？一个美女引发的清末贿赂大案( 三 ) _杨翠喜

去庆王府拜见，都得向门丁奉上“门包”，人言籍籍之下，奕劻也挺不住了，亲自写了一个帖子，严禁收门包云云。但实际又如何呢?据《凌宵一士随笔》所记:某官员外往为江西提学使，去王府两次拜谒均未能见到庆王，以为可能碰巧赶上其无暇，第三次再往，王府的守门人乃向他暗示需要送门包。这位官员指壁间所粘贴曰:“王爷既有谕，吾何敢送门包?”门丁笑眯眯地说:“王爷的话，不能不这么说。大人您这个钱，可是不能省。”
如果说以上记载都是传言，未足尽信，那么《施肇基早年回忆录》中所记就是铁证如山了。施肇基入民国后是有名的外交家，于清末初入外务部任职，曾赴庆王府表示感谢，他在回忆录中记下了这一次拜见，“余得(外务部)右丞时，初次见庆王，送贽敬二千两，门包双份，各十六两，一给男仆，一给女仆。此在当日，已为极薄之礼仪。此份贽金，余本不愿送。唐少老(即时为外务部左侍郎、后来曾任民国总理的唐绍仪)告余，庆王开支甚大，老境艰难，内廷对之诸多需索，难以应付，余之送礼，在得缺之后，非同贿赂，且为数甚少，当时丞参上行走且有送至一万两者。余乃勉强为之。‘贽敬'系以红包先置于袖内，在临行辞出之前，取出放于桌上，曰:‘为王爷备赏。'王爷则曰‘千万不可' 。然后辞出。”唐绍仪宽解施肇基，得缺之后再送礼，不算贿赂云云，当然无法自圆其说，但他的一番话也透露了两条重要信息:一是奕劻收红包的价码:得到部级衙门左丞、右丞、参议等缺，可能需要白银一万两;二是奕劻其实也并非处于“食物链”的最高端，连他自己也经常要被内廷的大太监们勒索。以唐绍仪外务部左侍郎的身份，此时也算部级官员，谈论奕劻收受贿赂恬然不以为怪，可见这于当日真不过是小菜一碟。
巧妙的“弥缝”，含糊的“查办”
赵启霖奏上，朝野震动，清廷乃命两名大臣赴天津彻查。好个袁世凯，来了个釜底抽薪之计，即让天津巨绅王锡瑛将杨翠喜领去，声称是他买下的使女，花费不过三千五百元，并非外间所传多至万金。待到查案的人到了，这边已经布置妥帖，人证物证俱在，加之两位大臣本来也不敢深究，最后以“查无实据”结案，赵启霖则因所谓污蔑亲贵重臣名节而被革职，但不久也开复了原官。
虽然结案，舆论并未偃旗息鼓。另一御史江春霖上疏，指出供词之“六可疑”:
一、“买献歌妓之说，起于天津报纸，而王锡瑛则天津富绅，杨翠喜又天津名妓，若果二月初即买为使女，报馆近在咫尺，历时既久，见闻必确，何至误登?”即指最先披露丑闻的是天津报纸，如果杨翠喜在此之前已被王锡瑛买为使女，这两位在天津均为名人，报馆怎会完全不知而致误登新闻?
二、“使女者婢之别名，天津买婢，身价数十金，至百金而止，无更昂者。以三千五百元而买一婢，是比常价增二三十倍矣。王锡瑛即挥金如土，愚不至此。”即指王锡瑛买一使女花费三千五百元，已大大超过常理。
三、“翠喜色艺倾动一时，白居易《琵琶行》所谓名在教坊第一者，无过是矣。老大嫁作商妇，尚诉穷愁，岂有年少红颜，甘充使女?”以杨翠喜的色艺和知名度，她岂会甘心给人做一使唤丫头?这也是很有力的质疑。
四、“王锡瑛称在天津荣街买杨李氏养女，不言歌妓，而翠喜则称先在天仙茶园唱戏，经过付人梁二与身父母说允，又不言养于李氏。供词互异，捏饰显然。”这是指出王、杨两人面对查办大臣的询问，供词尚有不尽一致之处。
五、“既为歌妓，脂粉不去手，罗绮不去身，其不能胜操作也明甚。谓在家内服役，不知所役何事?”此处不仅揭出供词的漏洞，而且显有指责查办大臣未能尽职的用意:原为名歌妓的杨翠喜现称给人做使女，其在杨家究竟从事何种事务，为什么全不追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