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师爷：清代官署中的幕僚，由于绍兴籍人较多，故称 _绍兴

绍兴师爷作为一个地域性、专业性极强的幕僚群体，作为清代各级官吏处理政务公事、行使管理职能的智囊和代办，横空出世，横行天下，既是中国幕僚制度演变发展的结果，更是特殊的地域环境、特殊的人文基因和特殊的社会背景综合作用的结果。这种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文风炽盛，人才辈出。绍兴古称“荒服”之地。大禹在此治水毕功，地平天成。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使绍兴实现了历史上的第一次腾飞。秦始皇巡越，祭大禹，立刻石，教化民众。汉时马臻筑湖，使绍兴风调雨顺，山清水秀，“俗始尚文”、“俗始贵士” 。晋室南迁，士人平民纷纷相随，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汉族南迁和多民族融合，绍兴因以“俗尚风流而多翰墨之士”，文风由此焕然，经济益加兴旺，出现了“今之会稽，昔之关中”的繁荣景象。隋唐时期，越窑越纸名闻天下，丝绸茶叶异军突起，山水风光和美如昔，文人墨客纷至沓来，“俗好吟咏而多风骚之才”，人文由是更加兴盛。两宋时期及至元明，文风更为灿然，形成了“好学笃志，尊师择友，弦诵之声，比屋相闻”的动人局面和上至士大夫，“下至蓬户，耻不以诗书训其子。”正是这种一脉相承的文风，使绍兴成为了名人辈出的“名士乡” 。以文武进士为例，今之绍兴市境之内，就多达2238名，其中的文科进士中，唐12名，五代7名，宋618名，元24名，明560名，清744名。绍兴师爷正是在这种炽盛文风的熏陶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无疑是绍兴成千上万“名士”的优秀代表。
二是人地矛盾，生活艰辛。绍兴历史上堪称“鱼米之乡”，但由于“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难”期间中原汉民的三次大南迁，人口不断增加，人地矛盾不断加剧。宋时，“四方之民，云集两浙，百倍常时”，大大地加重了绍兴耕地的承受负担。根据王振忠先生的研究，“早在16世纪末，绍兴府平原的开发就已经达到了极限。”晚明时绍兴人祁彪佳说：“越中依山阻海，地窄民稠……以二人食一亩之粟，虽甚丰登，亦止供半年之食，是以每藉外贩，方可卒岁。”到了清代，绍兴的人口密度竟达每平方公里579.55口，居全国人口密度的第三位，人地矛盾显得更加突出起来，以至“水岸田畔，凡可资耕种者，几无一隙之存” 。穷则思变，在这样一种困难的情况下，人们为了生计，便将视野转向了耕种之外、地域之外，想起了手工业、商业、借贷救贫等办法，动起了扬己之长、外出谋生、为人作幕等脑筋。
三是科举难就，功名诱人。崇尚读书、追求功名，是绍兴的传统社会风尚;通过读书，求得功名，是一代又一代绍兴人的奋斗目标。逮及清代，这一风尚和目标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城中子弟成童就传举业射策。约十家坐一塾师，四隅内外攻制，举业者云集别业，子弟发未蓄，便能开笔成文，辄采芹藻，或再试。童子不利即弃文就武，习韬钤弓矢”，从而出现了“中式虎围者每科多至十余人，少亦不下五六人”的情形。据统计，从顺治元年(1644)到宣统三年(1911)，绍兴“中举人者二千三百六十一人次” 。“从顺治三年到乾隆三十九年(1646-1774)，绍兴府的举人数达656人，占全省总数的15.5%”;本籍人本地考取的“进士数也多达505名”，“居全国科甲排行榜的第六位” 。这些数字的背后，至少说明了几个问题。第一，竞争激烈，一个绍兴人要考中进士、举人，比起其他地方来，要困难得多。第二，励志效应，如此众多的人中进士、举人，刺激了更多的人们去苦读书。第三，官职有限，不少中进士、举人者不得不做“后备干部”，先为人作幕，再等待机遇。第四，另辟蹊径，更大量的读书人因过不了科举这座“独木桥”，而另辟其他的求生求名之道，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作幕、经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