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史上的两大功臣左宗棠与郭嵩焘：立功与立言( 三 ) _功臣

古人有“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之说，唐人孔颖达对三者分别做了界定：“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众济”;“立功谓拯危救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 。冯友兰谈及三不朽时说：“人生所能有的成就有三：学问、事功、道德，即古人所谓立言、立功、立德，所以成功的要素亦有三：才、命、力，即天资、命运、努力。”伟大事功的成就需要把握时代的赋予的机遇，左宗棠之成就正是时代的风云际会，正如郭嵩焘挽左宗棠的联语“世需才，才亦需世”，左宗棠无愧于那个时代。“立言”，也即为那个时代提出振聋发聩的真知灼见，更需要大智慧，大勇气。郭氏为“著述之才而非繁剧之才”，曾国藩确有识人之明，因之，郭氏终为一个求真而不迎合于流俗的文人，正是这一内在的因素使他具有开放的心态和高远的识见。郭氏思想的超前性与中国传统文化机制的保守性的要求必然发生冲突，“古来圣贤皆寂寞”，每一个思想的先行者都是在历史的行进中拖着一条孤独的影子踽踽独行。
郭既为洋务派，承认洋人有高明之处，诸多新政措施出自其倡议，顽固守旧之辈自然对其诽谤有加，处处作梗。同时郭的洋务见识又远在曾、左、李诸人之上，认为西洋技艺强盛之根本在政教、人心和风俗，出使之后甚至提出了“君民兼主国政”的思想，实为维新派之先声，这些言论自然为洋务派所不容。特别是郭反对轻言战事的外交思想更为世人所非议，直至他去世近百年后，仍有人批之为投降派、“汉奸” 。“弱国无外交”，这是世人的共识，其实正是弱国才更需要外交，郭氏依其理势观认为国家落后才更需要保持稳定的外部环境，学习西方，富国强兵，因此反对用战争来解决争端。正因为郭的识见远高于流俗，所以才有多方的群起而攻，正如严复在挽郭的联语中所云“惟公负独醒之累，在昔蛾眉谣诼，离忧岂仅屈灵均”，这是时代的悲哀，是“立言”的智者与勇者的悲哀。当今，郭嵩焘的价值在学术界、思想界得到广泛的认识。近三十年来关于郭嵩焘的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论文、专著不计其数，特别是今年湖南岳麓书社出版了《郭嵩焘全集》，计八百余万言，为进一步研究郭嵩焘提供了丰富的资料，郭的价值必将真实的立于世人面前。
【晚清史上的两大功臣左宗棠与郭嵩焘：立功与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