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免翁同龢是光绪帝亲自决策的非慈禧太后所为( 二 ) _光绪

有意思的是,慈禧太后不仅要求部分文官和知识分子学习西学,而且也要求光绪皇帝学。自1891年(光绪十七年)12月1日起,光绪皇帝即奉慈禧太后“懿旨”,每日上午在勤政殿学习英文,由同文馆的两位洋教习授读。这项学习,一直坚持到1894年(光绪二十年)11月,才由慈禧太后下令,与“满书房”同时停止。
历史事实表明,慈禧太后与倭仁、徐桐、刚毅等顽固派毕竟有别,因此,当光绪皇帝开始维新时,她能表示同意,并且提出“专讲西学”的主张。在这一情况下,她自然没有急于从皇帝身边赶跑翁同龢的必要。至于她后来镇压维新派,那是由于维新活动超越了她许可的底线,触犯了满洲贵族集团的利益和她个人的权力,并不能证明她一开始就处心积虑地反对变法。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称:“自四月初十以后,皇上日与翁同龢谋改革之事,西太后日与荣禄谋废立之事。四月廿三日皇上下诏誓行改革,廿五日下诏命康有为等于廿八日觐见,而廿七日西后忽将出一朱谕强令皇上宣布……皇上见此诏,战栗变色,无可如何!”梁启超并非荣禄营垒中人,何所据而云然?说“西后忽将出一朱谕”,光绪皇帝“战栗变色”,梁启超当时并不在光绪皇帝身边,何从知道?另外，清制,只有皇帝才可用“朱谕”,慈禧虽贵为太后,也绝不能突破禁令。光绪皇帝罢免翁同龢的“朱谕”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确为光绪亲笔,足以证明梁启超之误。《戊戌政变记》以慈禧太后和袁世凯为主要攻击目标,政治和个人感情色彩浓烈,科学性不足。
《清廷戊戌朝变记》还有一条记载,被视为慈禧太后在变法伊始就有意破坏的铁证。该书称:6月8日(四月二十日)之后,翁同龢罢官之前,慈禧太后曾召见奕、荣禄、刚毅等人,声称“皇上近日任性乱为,要紧处汝等当阻之” 。奕訢等同答:“皇上天性,无人敢拦”,刚毅则伏地痛哭,声称“奴才婉谏,屡遭斥责” 。慈禧太后又问:“难道他自己一人筹画,也不商之你等?”荣禄、刚毅答称:“一切只有翁同龢能承皇上意旨。”刚毅并哭求太后劝阻。慈禧太后称:“俟到时候,我自有法。”其实,这段记载的谬误是很明显的。当时,变法尚未开始,或者刚刚开始,光绪皇帝还几乎什么都没有做,慈禧太后何来“皇上近日任性胡为”之愤?如果是这样,她怎么可能在差不多同时又肯定杨深秀、徐致靖要求变法的奏折,训示光绪皇帝:“今宜专讲西学”?仔细考察晚清文献,关于翁同龢被罢官出于慈禧太后意旨的各类记载,不是出于传闻,就是出于猜测,无一可以视为确凿有据的信史。
人们之所以易于认定慈禧太后是“罢翁”事件的主谋,原因在于认定慈禧太后是铁杆顽固派,前人的一些记载也引导了人们的这种认识倾向。其实翁同龢与光绪皇帝这一对师徒之间关系有一个发展与变化的过程，了解这一过程就能看出废黜翁同龢本身是光绪的本意。
罢免翁同龢出于光绪皇帝本意
要知道是谁罢了翁同龢的官,首先要看一下翁被罢前后的朝局和人事安排。维新运动进入高潮前,翁同龢身兼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等职,权倾一时。这一时期,翁同龢做了两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1)举借外债、内债。《马关条约》规定,清政府须向日本赔款两亿三千万两白银。翁同龢身为户部尚书,筹款还债是其职责。《马关条约》签字后不久,翁同龢即开始向俄、法、英、德等国借款。1898年2月,翁同龢派张荫桓为代表,与英商汇丰银行签订条约,借款1600万英镑。此外翁同龢又发行国债,以昭信股票为名向国内官民各界借贷,同时加征铺税、房捐等税。(2)处理胶州事件。1897年11月,德国以两名传教士被杀为由,派遣军队抢占胶州湾,向清政府提出六项照会。交涉中,翁同龢担心事态扩大,采取“低颜俯就”的软弱态度,所拟答复德方的“照会稿”不仅奕?不以为然,连慈禧太后都觉得“甚屈” 。12月11日,翁同龢在上朝时为自己的主张辩护,语气激烈,引起同僚惊愕。翁同龢日记云:“词多愤激,同列讶之,余实不能不倾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