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人骚客们为什么要在扇子上提画写字呢？( 二 ) _扇子

自汉代以来丝织手工艺相当的发展，特别是到了东汉，丝织品上除了织出花、鸟、虫、草之外，更出现了织字文锦，其文字有“延年益寿”、“长乐明光”等，这些织字的出现对在素白的扇面上加文字，或加花鸟都有着直接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扇面上绘画、书写文字已相当的普遍。这不仅美化了扇面，而且人们也常以手持社会名流书绘的扇子，来表示自己高尚的文明修养。
例如，大书法家王羲之，居蕺山时，见一老姥持卖六角竹扇，买者甚少。王羲之见之，取扇各书五字。老姥初叹息，王因谓之曰：“无苦，但言是王右军书，以求百金价”，老姥如言，人竞买之(《晋书·王羲之传》) 。又如《宋书》记载，范晔善隶书，皇帝亦慕其名;送去白团扇，令书诗赋美句。从而可知，上自皇帝，下至庶民，皆喜名家书法。
随着书写文字进入扇面的是人物、山水画等。南朝时即有人“于扇上图山水，咫尺之内，便览万里为遥” 。(《齐书》)，这是文献上记载较早的山水扇面。又南朝著名画家陆探微、顾宝元等名画家，也经常为他人绘画扇面。随着书字、绘画扇面的流行，社会上也出现了与此有关的新的行业，如缚笔、织扇等，据《太平御览·服用》记载，“何植……常以缚笔、化事织扇为业”，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此时文业的兴旺发达。
魏晋时期，上层社会的人士所用扇子，甚为讲究，而一般的百姓多使用以竹、葵、蒲等为原料的扇子，伪如，晋时谢安是京都申很有名望的人士，其同乡到岭南经商，贩运回“五万蒲葵扇”(“晋书》)，但已是非时不售之货，谢安为解决其出售之难，乃取其一执之，于是京都士庶竞相争购，扇子“增价数倍”，旬日则无所卖矣。
隋唐时“麈尾”虽定型，但使用范围缩小。“纨扇”起而代之，广为流行唐开元、天宝年以来才多“圆如满月”式样。纨扇深得闺阁喜爱，古代诗词中多有反映，如“团扇、团扇，美人并来遮面“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团扇复团扇，奉君清暑殿，秋风入庭树，从此不相见” 。借团扇刻画出少女种种情态或愁思，可见扇子的功能已大为扩展。
宋代，随着绘画艺术的蓬勃发展，特别是山水画、花鸟画在唐末、五代基础上得到空前的提高，文人与绘画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形成了文人画创作高潮。加上皇帝对扇面艺术的重视，书画扇面相应得到飞速发展，臻于顶峰。《书继》中载：“政和间，徽宗每有画扇，则六宫诸邸竞皆临仿一样，或至数百本。”两宋盛极一时的画扇，创作了大批不朽之作。小至花鸟画中的野草闲花、昆虫禽鱼，都运以精心，出以妙笔。
如旧题黄居窠《晚荷郭索图》、旧题徐崇矩《红蓼水禽图》、张茂《双鸳鸯图》等，尤其是宋徽宗赵佶《枇杷山鸟图》更艺极于神。大至山水画，咫尺千里，反映江山多娇、雄浑壮阔的气势。以全景式的构图，却以细腻的皴法来表现曲折多变的山川、晴峦叠秀、烟云雪雾。在南宋，又有突出局部，使构图和景物变得简洁，主题鲜明突出，达到意境完整的效果。如旧题马世荣《五云楼阁图》、夏硅《烟岫林居图》、旧题陈清波《湖山春晓图》;特别是旧题张训礼《春山渔艇图》，著色青绿山水，洋溢着春天江山的迷人景色。它小中见大，咫尺千里。
扇面作为绘画的一种形式被继承、发扬、光大，实已脱离了折扇的实用性，塑造了艺术化的扇面绘画作品，被历代皇室显要，达官贵人，文人雅士作为精品珍藏。扇面画，在元代也有不少精品，如故宫收藏的夏永的《岳阳楼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