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於元朝的六大谎言：蒙古人杀汉人只赔驴价问题( 五 ) _生活百科

第二、《烬余录》中所言“鼎革后，编二十家为甲，以北人为甲主”之语，亦与元代社会制度不符。保甲制始於宋代王安石变法，但在元代从未实行过。元代实行的是村社制，且社长亦非北人，而是由本地土著推举德高望重之人，其职责乃是协助政府完粮纳税、公布朝廷政令、教化民众，元曲《哨遍·高祖还乡》中对於元代村社制度有生动细微的描写，根本没有所谓“衣服饮食惟所欲，童男少女惟所命”之事。
第三、元代虽有分封“投下”的制度，然而诸王驸马公主等并不能直接统治其投下。其封地收入亦是朝廷以“丝银”的名义统一徵收，再给付诸王，从而将其纳入国家统一的财政体系之中。诸王驸马公主等并不能与其投下发生直接经济联系，所谓“衣服饮食惟所欲，童男少女惟所命”更是无从谈起。
第四、从元代各族人口分布来看，“初夜权”亦是完全不可能之事。根据台湾著名蒙元史专家萧启庆先生考证，元代人口约为一亿两千万，而入居中原之蒙古族人至多不过三十余万，假设这一亿两千万总人口之中有一亿为汉人，则汉蒙人口比例为3333333：1，此等悬殊之人口比例，如何行得初夜权?再者，元代入居中原之蒙古族，大多为世袭军户或官员。除官员外，军户均按军队编制集中安家，主要集中于大都、河南、云南等地。此外，根据姚大力先生考证，元代蒙古族人口分布状况越往南越少，镇江府蒙古人不过数十户，更南边的广州则只有数户蒙古人。此种人口分布，如何行得“保甲制”?更毋论初夜权了!
第五：大陆元史专家韩儒林先生在他主编的《元朝史》中对所谓“初夜权”的观点如下：
“《烬余录》清朝光绪年间才出版。徐大焯曾在《烬余录》中说到，元时江南二十家为一甲，以蒙古人当甲长，威福自作。人们在研究元代的社会矛盾时，多喜欢引用这一条记载。如果说，某时某地曾发生过此种现象，那可能是正确的。但若说有元一代广大的南方地区都是如此，就根本不是历史事实了。
兹举南京、镇江两巨镇为例，集庆路民户凡二十二万五千四百二十四，其中蒙古户只有十四户，溧水、溧阳两县根本没有蒙古人;镇江路十万六十五户，蒙古二十九户，录事司二十三户，丹徒一户，丹阳三户，金坛二户。集庆。镇江地当冲要，蒙古人尚且如此之少，可见在其他地方，更不会有那么么多蒙古人去充当甲长。这个例子说明，即使原始史料，仍然要进行内在的分析。史料都有时间性和空间性。这一时代的这种说法，对这个地点来说是真实的，对另一个地点、另一时间就不能适用了。如果根据上面提到的这一类史料，不加分析，以偏概全，尽量夸张元朝的黑暗面，那显然不是科学的态度。”
综上所述，所谓元代蒙古人有“初夜权”之说，纯属谬言呓语，今人不加分辨便散布之，纯属大汉族主义思想作怪!
注1：烬余录，或者是彻底伪造，或者是错误满篇。其里面穆桂英挂帅之类的记录，怎么说也不像是真实历史。
注2：西方入侵之前，根本没有现代民族国家意义的中国。古代的王朝，无论汉唐，均是一家一姓之国一家一姓之王朝。宋灭南唐，不过是赵氏家族要灭掉李氏家族的政权而已。不过都是在一个文明体系之下的王朝更迭而已。以近现代民族国家的主权概念去衡量古代王朝国家，无异於削足适履。按此逻辑，中国亡国已逾四千年。因为商之於夏，周之於商，皆为异族入侵。特别是周人灭商，改变了古典中国文明的很多特性。
注3：商部族源出东夷商部族原为东夷族的一支,在今大致已为学者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