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误读：康有为公车上书只是动议没有实施( 二 ) _光绪

出面控诉。康有为极力否认、回避，相当被动。
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广东新会人，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90年赴京会试落榜回乡，路经上海，接触世界新知，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时人合称两人为"康梁"，但梁启超的学术、思想实超其师。
康有为声称自己主导、发动了大规模上书活动，不仅"万言书"广为流传，而且社会震动，掀起了变法图强的新高潮。之后，康有为等以"变法图强"为号召，在北京上海等地发行报纸，宣传维新思想，影响日广。光绪帝最终启用康有为等，发起戊戌变法。两次运动虽然都失败了，但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康有为据此活跃政坛近三十年。
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公车上书"的评价越来越高，以至于现在的历史教学书对此言之凿凿。
然而一直以来就存在对公车上书的"另解" 。《龙旗飘扬的舰队》的作者、晚清史家姜鸣先生就认为传统记载大可怀疑。现在的"公车上书"是根据康有为的记载描述扩展的。作为当事人、日后的维新领袖、保皇首领，康有为的记叙深为人信;加上当年的北京城的确人情激昂，上书活动不断。但是根据1895年5月24日在上海出版的《公车上书记》序，5月2日那天，举子们"闻局已大定，不复可救，于是群议涣散" 。姜鸣又引翁同龢当日日记，列出了皇上以及都察院全天的工作流水账，证明那天完全没有出现过一千三百名举人到都察院游行示威并且被拒的事情。宫廷档案也证明"被拒"之事子虚乌有。松筠庵是存在的、"万言书"也是存在的，65 但所谓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作为"历史事件并不存在，顶多只能称作"公车集会"或"公车拟上书"而已。"
"中国历史上根本不曾发生过如同许多史书所描述的"公车上书"事件。"
甲午战败，光绪帝同意签订《马关条约》后，朝野内外一片反对之声，不单单是康有为等举人们。在职的各级官员之中，很多人对条约的签订非常震怒，北京的宗室王公、三省六部的文官和台院的谏官们，外地的总督巡抚、前敌将领们，都纷纷上奏劝阻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其中，各部院台属的清留派和中下级官员尤为活跃。从4月14日开始，大批官员或单名具呈，或联衔上书，少则三五人，多则数十人，最多者达150余人。到5月初，各级大小官员以至督抚将军、宗室贝勒共500余人次上折上书共100余件次，为清朝前所未有。在他们中间，礼部主事罗凤华、兵部主事何藻翔、宗室侍郎会章、礼科给事中丁立赢、侍读奎华等156人、广西巡抚张联桂、广西监察史高燮、湖北巡抚谭继询、两江总督张之洞、福州将军庆裕、署理台湾巡抚唐景秘、河南候补道易顺鼎等人的上书和言论都提出一些切实可行之策，如迁都再战，凭险据守，相持既久，敌必困败等等。
踊跃上书的人群中包括在京的举人。4月30日起，都察院每天都有大批举人上书。仅5月2日那天，就接到七省举人的八批公呈，签名者342人。总计各省举人自行上书有31件，共1555人次签名;另有举人135人次参加了京官们领衔的7件上书。其中梁启超也加入了抗议的行业，领衔广东举人80人上书。但他的上书只是诸多上书中的一件。
那么，康有为自己记载的热火朝天的千人大上书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各省举人在松筠庵的集会是存在的。康有为原计划召集各省举人于5月1日至3日在松绮庵连续开会三天，让大家传阅、讨论自己起草的"万言书"，鼓动大家在上面签名，而后于5月4日集体至都察院呈递。5月1日，来者甚多。但5月2日到松筠庵开会的人已经只剩数十百人了，5月3日就再没有人到松筠庵去了。举人的退出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光绪皇帝已经盖玉玺、批准了条约。当然这也和部分举人已经上过书表达过意见了、受到了政治压力、对康有为不信任或不赞同万言书的主张等因素有关。还有一个现实原因是，考试发榜了!举人们来北京的主要目的是考试，一发榜注意力马上就被金榜吸走了，哪还有人关注所谓的上书。其中，多次名落孙山的康有为得中了进士，后授工部主事一职--有人揣测这是朝廷在多事之秋，消除隐患，拉拢著名"持不同意见者康有为"的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