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史上历经三代皇帝的英国公李勣的忠义与圆滑( 二 ) _忠义

李勣在宫廷派别斗争中明哲保身，始终采取不积极参与，不偏不倚，两边观望的策略。他的精明之处还在于对人主心理准确把握，而作出正确的判断，在最关键时刻做最恰当的举动。李勣跟随李世民征战时间长达两年之久，在这样长的时间里，李世民是有很多机会拉拢李勣的。而李勣虽然忠心于李世民，效命疆场，却没有加入秦王府核心集团。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前曾向李勣征求意见。但李勣不愿意介入李氏兄弟权力之争，表明自己中立的态度，对此，李世民也没多加责怪。
武德九年(626年)六月，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控制朝政，八月逼迫李渊退位，自己登上皇位，是为太宗。十月，太宗大封功臣。李勣位列五等，在43人的名单中排列第14，位置不靠前，恐怕与他没有参加“玄武门之变”有关。太宗晚年，宫廷争端又起。贞观十七年(643年)，太子李承乾谋逆被废。究竟立谁为太子，朝中出现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立魏王李泰，持此议有中书侍郎岑文本、黄门侍郎刘洎。另一种意见力挺晋王李治为太子，司徒长孙无忌、褚遂良主之。最终太宗决定立李治为太子。李勣虽然参预立李治为太子的决策，但他并不建言，也不介入两派之争，只是看太宗眼色行事。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太宗病入膏肓，来日无多，虽然安排了接班人，又担心辅政大臣长孙无忌的权力过大。而李勣是军界元勋，为人忠心不贰，又是出身山东庶族寒门，家庭背景与长孙无忌完全两样。看来，李勣才是制约长孙无忌的不二人选。想到这里，太宗便对李治说：“你无恩于李勣。我将他贬黜到地方上，待我死后，你再授他仆射之职，他一定会死命效忠你。”太宗还特别交代，如果李勣不服从命令，徘徊观望，即当杀之。太宗贬黜李勣的目的，是为了让李治即位后再重新提拔李勣，使李勣对李治感恩戴德，矢志效忠。这种突如其来的安排，无疑是对李勣政治智慧的考验。他处理得好，将来可以复出，行情看涨，若处理不好，即有杀身之祸。聪明绝顶的李勣，接到诏书后竟然连家也不回，径直到叠州赴任。应该说，李勣对太宗为人非常了解，对他晚年心态也拿捏得十分到位。
高宗李治即位后所做第一件事，就是先将李勣由叠州都督调为洛阳刺史，留守洛阳宫，后又授他尚书左仆射之职，完全实现了太宗生前的意图。辅政大臣长孙无忌专权朝政。李勣素与他不和，又不愿意与他冲突，任职不久便上表恳请辞去左仆射之职。高宗经过慎重考虑，同意他的请求，但仍令他以开府仪同三司身份参加执政。
永徽六年(655年)，高宗认为册封武则天为后的时机已经成熟，便召集太尉长孙无忌、司空李勣、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尚书右仆射褚遂良四位重臣入内殿议事。褚遂良估计到议事内容，认为长孙无忌是皇帝母舅，李勣也是朝廷开国功臣，不能让皇帝留下降罪母舅、功臣的恶名。而自己既无汗马功劳，又受先帝顾托之命，理应打头阵劝谏皇帝。李勣打心眼里就不愿意介入这场斗争，巴不得这愣头青冒头，干脆回府泡病，避开尴尬局面。
果然，高宗一见面就说：“王皇后无子，武昭仪有子，朕欲立武昭仪为后，公等以为如何?”话音刚落，褚遂良马上说：“皇后出身名家，是先帝为陛下娶的媳妇。先帝临终时曾拉着臣的手说：‘我的好儿佳妇托付给你’，言犹在耳。皇后未闻有过，岂可轻废!臣不敢屈从陛下而负先帝遗命。”高宗见他打着先帝的旗号，很不高兴，挥手让他们退下。
第二天，高宗再次召集他们四人商议，李勣仍然称疾不至。褚遂良再次劝阻，他说：“陛下如果一定立皇后，那么当选望族之女。武氏服侍先帝，世人皆知，陛下岂能掩天下人耳目?臣忤逆陛下，罪该万死，但只要不负先帝，死也甘心。”说到动情时，把笏往殿阶一放，接着解下头巾，叩头流血。高宗见褚遂良态度如此顽固，勃然大怒，喝令来人把他拉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