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历史上诸葛亮舌战群儒的十个必杀秘技揭秘( 二 ) _舌战

在他给刘备的申论《隆中对》里，没有一句空话套话，从头到尾都扣紧了两个字：霸业。这份宏论中的“实在劲”，在当时来看，除了曹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无人可比。按理说儒家讲求的是“口不言利”，但孔明先生所言却句句离不开怎么教刘备获取“事功”，这不是因为他世俗鄙陋，恰恰是他懂得相时而动、因人设谋的道理。试想一个“智术短浅，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的天下枭雄，要想“伸大义于天下”，最需要的是什么?当然是地盘。这个时候如果对如何攻城略地丝毫不提，大作官样文章，对穷困潦倒的刘备复有何益?诸葛亮如此言辞，正是对《鬼谷子》中“与贫者言，依于利”这一口诀的绝妙运用。
孔明先生的第二次亲身实战，始于刘备兵败长坂，待吴救援之际。他见到孙权之后，先是说了这样一句开场白：“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江东，刘豫州收众汉南，与曹操共争天下。”仅仅一句话，就起到了三个作用，其一，不卑不亢的抹掉了刘备新败之后，狼狈不堪的窘态。其二，抬高孙权身价，间接道出张鲁、韩遂、马腾、刘璋等辈无法与其相比。其三，拉孙权下水。指出当今对江东基业威胁最大的就是曹操，不联刘抗曹则无以自存。紧接着便开始向孙权确认信息：“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诸葛亮作为一个卓越的政治家，虽说未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对“淮泗将领”掌控东吴军政，其核心要员程、黄、韩、蒋等人从不轻易妥协的状况有所了解，但毕竟只是风闻。所虑者，乃是万一孙权怀有异议，不能与“淮泗将领”同心同德，又或其年轻怯懦，魄力不如其兄，故此试探。
孙权佯装年轻气盛，出口驳道：“苟如君言，刘豫州何不遂事之乎?”诸葛亮何等机智，到此已知孙权决意抗曹，只是有些话迫于他根基不稳，不便明言，要借自己这客居江东的人来说出口，于是便毫无顾忌的说道：“田横，齐之壮士耳，犹守义不辱;况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慕仰，若水之归海。若事之不济，此乃天也，安能复为之下乎!”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两句话又是“与富者言，依于高”这一口诀的浅用。目的有三，其一，美化刘备。其二，指桑骂槐，敲打“流亡北士” 。其三，讨好周瑜、甘宁等淮泗将领。孙权见诸葛亮竟能读得懂自己外交辞令中的潜台词，自然心下大喜，遂顺着他的话语继续敲打张昭、步骘、陆绩、虞翻等人，道：“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吾计决矣!”至此，相信江东主降派的理论根基已被撼动，难持异议。
江东抗曹之心既定，鹰派已在气势上占了八成赢面，诸葛亮素知周瑜“文武筹略，万人之英”，手下能臣干吏又不胜枚举，远非己方可比，生怕其“吞刘抗曹”，而非“联刘抗曹” 。于是极力彰显己方的战略构想和利用价值，娓娓道来：“豫州军虽败于长坂，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曹操之众远来疲散，闻追豫州，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此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将军’ 。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也。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成败之机，在于今日!”
此段话不仅要言不烦，而且句句切合“与贵者言，依于势”的要义，听得孙权拍手称快，周瑜的战略构想也从先前的“吞刘抗曹”暂时变为“联刘抗曹” 。关于孔明先生的口技，最出彩的还是回书骂王朗一事。魏国大司徒王朗劝降许靖不成，又来撺掇诸葛亮背反蜀汉。诸葛亮遂拟写《正议》，训斥王朗，严正的表明自己的立场：“昔在项羽，起不由德，虽处华夏，秉帝者之势，卒就汤镬，为后永戒……”这段寥寥数百字的檄文，正是罗贯中塑造“轻摇三寸舌，骂死老奸臣”这一文学掌故的原料。在演义中，诸葛亮对王朗“顺潮流，识时务”的“高论”嗤之以鼻，并以逆子二臣反唇相讥，痛斥王朗违背人伦臣纲，疾言厉色，穷追猛打，如秋风扫落叶。王朗愧愤难当，竟倒撞马下，被活活气死。事实上，无论是史实还是演义，都从侧面凸显了诸葛亮对“与愚者言，依于锐”这一口诀的驾轻就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