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告“铁老大”究竟有多难？( 二 ) _法院

客观地说，我和我的友好同事、诉讼搭档还算得到了一些优惠性礼遇，比如在去递交诉状时，法院总算还是收了下来，并且办理了证据签收手续。出了法院大门，我们就在不断地嘀咕：假如来起诉的是两个非法学专业的外来务工人员，会不会连诉状都不收而干脆把起诉人打发呢？我想这不是没有可能的。因为递交诉状的时候，法官也竭尽全力地企图说服我们不要起诉，并且反复辩论其中的道理，甚至都说出了“你们心中要有数，这个案子很敏感，你们搞大了，很可能不会受理”的大实话。当我们说起不受理就要下裁定时，法官也干脆将实话说到底，言称什么“裁定都未必下”，并且还嫌弃我们“书生气浓”、“不懂中国国情”，告诫我们书本上讲的、法律上定的那些东西与实践操作是大不一样的。当时我就心想，实践中到底是怎么操作的呢？这个疑问一直紧紧地缠着我。直到有一天收到了法院的电话告知之后，我才初步明白原来“实践”是这么操作的。即：只电话告知到其他部门反映，而既不裁定受理，也不裁定不受理。现在离我们的起诉提起日已经有14天了，早已超出了法定的7日的受理期。法院一再强调按照民诉法第111条“告知”了，似乎在表明法院已经圆满完成了对我们起诉的答复。但一个稍懂民事诉讼法学常识的人都会清楚，告知并不能替代裁定，这在民事诉讼法上是两回事。最近，我们已经向法院挂号发去了三份“坚持起诉请求函”，再次明确表达我们的态度，也是给法院提供一个它们可能并不想要的纠错机会。
应当说，尽管领受了法院的优惠待遇，似乎让人觉得法院对待法学教师还很尊重，但我们更觉得与神圣的诉权相比，那只不过是一种礼节性施舍罢了。我们的身份是公民，而不是教师；我们要的是诉权，而不是客套。事实证明我的这一分析是颇能站住脚的，因为我们的诉权在短短的7日内遭遇了三次堵截。例如，当面劝说我们不要起诉，甚至建议可以就此开个研讨会进行学术研究。这在一个单纯的人看来是很荒唐的一种建议，因为我要的是诉讼，而不是研讨；我的诉权只有在审判庭里才会得到严肃地实现，而在研究室里是无法行使我的诉权的。又如，在那一周等待的日子里，有关部门还向我们所在的政法学院发去了公函，企图通过这种下三烂伎俩干扰我们的诉权。再如，到底受理还是不受理，法院不但不下裁定，而且即便“告知”到其他部门反映时的“告知”也根本不清楚。我们认为，法院并没有完成其“告知”义务。作为监督的一种形式，我们采取了电话录音，及时固定了这些在我们看来属于珍贵的材料。耿直而又对司法忠诚的我，到时候会根据事态的发展全部予以曝光，以行使宪法赋予的作为公民对司法的监督权。
案件发展到这一步，我以为，已经不仅仅是“维权”了，而且还要“护法” 。法律的尊严，我们要誓死捍卫，不容任何人包括任何一家法院去恶意曲解或者惘顾。事实上，在今天的中国现实社会，有无数人的权利曾经、正在或者持续遭遇侵犯，有一些是按照私力救济进行了维护，但相当一部分人在面对这类情形时基本上选择了“默认”，或者在民间发发牢骚，甚至有一些人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受到了蚕食。能够敢于启动司法程序、寻求公力救济的人则更少了。或许，我猜测，中国远未进入权利的时代，更谈不上法治的社会。严格按照法律规则来预期，那种本来胜算极大的官司却不能拿欺负人的被告怎么样，死活“告不倒”，甚至“告不上”，于是，总能听到“官司难打”的各种抱怨。学界与实务界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执行难”，但在有些案件中的“立案难”要比“执行难”更为严重，它直接将公民的诉权冷漠地拒之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