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如何依法治国：为什么他死后万人痛苦( 二 ) _依法治国

夷陵之战后，蜀汉内外交困，形势愈加危急。曹魏从北方窥视，欲乘蜀之新败加以攻灭；孙吴扼守荆州，使诸葛亮不能东向。以匡扶汉室旗号起家的蜀汉苟安一方，进退两难。内部各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越来越错综复杂，特别是益州旧地势力待机而行，树欲静而风不止，领受先主遗诏的诸葛亮十分清楚当时的局势。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推行法治、增强国力、巩固政权已成为蜀政的迫切要求，诸葛亮这时总揆百官、独担大任所面临的任务就十分艰巨。同时也应看到，正是因为局势的危殆，修明政治的难为，方显出诸葛亮的英雄本色，其封建法治才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可贵的亮点。
建国之初，诸葛亮受刘备之命，会同法正、刘巴、李严、伊籍等人共造《蜀科》，开始了立法工作。由于文献无征，我们今天已无从知晓《蜀科》的具体内容。不过，有学者利用其他材料进行推测，我们可以据此窥知《蜀科》的大略情况与诸葛亮的思想相一致。同时，诸葛亮还曾作“八务、七诫、六恐、五惧”，皆有条章。
治军方面，则在《武侯兵法》中立有轻、慢、盗、欺、背、乱、误七禁，并且对这“七禁”作了详细说明，有此者斩之。这样，诸葛亮的法治政策就有了法律条文上的保证，首先做到了“有法可依” 。
诸葛亮急症猛药，重典治国，时人讥为“惜赦”，即在赦免他人罪行方面十分吝啬。面对这种非议，诸葛亮溯古察今，阐明随便赦宥的危害，要求赦不妄下，体现了其法治的严肃性。
诚然，赦宥作为调整社会矛盾的一种手段，有时也会起到收拢人心、稳定社会的作用。但是，如果不去严明法治，公平赏罚，而只寄希望于通过频繁的赦免来求得臣民归心，那只能是舍本逐末，根本无法消弥固有的矛盾，反而会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历史上这类教训很多，诸葛亮之前的刘表如此，其后的后主刘禅也是这样，这也就是老祖宗“治乱国用重典”政治智慧的最好体现。

严刑峻法下的人性光辉
诸葛亮以用法严峻著称，但奇怪的是，被诸葛亮“严刑峻法”惩罚过的人，却在听到诸葛亮去世时都垂泪涕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在具体的案例中，就能看到诸葛亮可贵的执法精神与方法。
比如我们都能熟知的“挥泪斩马谡”，就是一个很具代表性的例子。
据《三国志》及裴松之注，诸葛亮与马谡关系非常好，在平定南部的少数民族时，马谡还曾提出过极有益的建议，马谡是诸葛亮极为看好的青年俊才。但是因街亭的失责，诸葛亮坚决地依法将其处死。另一方面，在他死后，诸葛亮又“亲自临祭，待其遗孤若平生”，以至于使“十万之众为之垂涕” 。
再从诸葛亮整个政治上看，他在蜀国以“立法施度”、“科教严明”著称，所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 。
他的这种做法，得到百姓的拥戴，据陈寿说，诸葛亮死后，“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州和益州的老百姓，说起诸葛亮时，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
何以会如此呢？陈寿总结说：“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诫明。”又引孟子的话说：“以逸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人，虽死不忿。”所谓“用心平”也即“开诚心，布公道”，就是清楚地表明严格的执法，是出于国家的利益，而非出于私心私利。所谓“劝戒明”、“以逸道使民”、“以生道杀人”，就是对被处罚者来说，也使他能清楚地明白，严格地执法，是从根本上对他的关爱和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