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朱元璋下令诛九族的宰相是谁?朱元璋诛宰相案( 四 )


然而胡惟庸的独断专行,使相权与皇权的冲突更为明朗化了 。胡惟庸之前,李善长小心谨慎,徐达经常带兵在外,汪广洋只知饮酒吟诗,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尚不突出 。但胡惟庸为相七年,擅权乱政,使得朱元璋感得大权旁落,除了剪除别无选择 。
胡惟庸案实际是一个冤案,明初的冤案又何止这一个?
早在洪武十一年三月,为了限制丞相的权力,朱元璋就下令凡奏事不得先“关白”中书省 。在此之前,凡是各地送给皇帝的奏章都要关白中书省,就是给皇帝一份,同时也要给中书省丞相送一份 。接着,又令六部奏事不得关白中书省,这样就大大削弱了中书省的权力 。然而即使这样,也还不能令朱元璋满意 。
于是就有了洪武十三年的胡惟庸案,朱元璋接着就宣布裁撤中书省 。丞相废除后,其事由六部分理,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朱元璋大权独揽 。秦、汉以来实行了一千多年的宰相制度从此废除,皇权得到进一步加强 。稍后,朱元璋还宣布以后嗣君不许议置丞相,大臣如敢奏请者,处以重刑,并立为祖训 。
我们再回头看一下胡惟庸案就可明白,说胡惟庸独断专行确有其事,但谋反其实是子虚乌有,它只不过是朱元璋废丞相的一个借口 。胡惟庸被告称谋叛时,证据并不充足,如果深究下去,胡惟庸可能不会被坐成死罪 。因此朱元璋才迅速认定谋逆是实,即行杀掉,连告发的涂节也全不放过,只是为了死无对证,并可以借此另做文章 。
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后,仍然能时时刻刻感受到李善长的威胁 。李善长为功臣之首,虽已退位,但势力还很大,加之与胡惟庸的姻亲故旧关系,始终令朱元璋耿耿于怀 。为了巩固帝业,就必须彻底消除这一隐患,因而胡惟庸案不断升级 。明代的心腹大患是“北虏南倭”,于是又为胡惟庸添上了一个“通倭通虏”的罪名,就是说他勾结蒙古和日本,企图谋反 。但是据吴晗先生《胡惟庸党案考》,通倭通虏都是“莫须有”的罪名 。胡惟庸事件正像一个传说中的故事,时间越长,故事的范围便越扩大 。到后来胡惟庸东通日本高丽,西通卜宠吉儿,南通三佛齐,北通沙漠,东西南北诸夷,无不与胡惟庸叛逆案发生关系 。朱元璋在杀胡惟庸若干年后又给他加上这些谋逆罪名,是想借胡案兴起大狱来诛杀文武功臣,以防功臣们日后威胁朱姓子孙 。平心而论,胡惟庸的被杀完全是咎由自取,但是所谓的“胡党”却未免牵强附会 。胡惟庸案实际上成为朱元璋整肃功臣的借口,凡是他认为心怀怨望、行为跋扈的大臣,都被加上“胡党”的罪名,处死抄家,开国功臣李善长也最终被牵连进此案 。
有明一代任丞相的只有四人,李善长、徐达、汪广洋、胡惟庸,有三人被杀 。据说徐达也未能善终,洪武十八年他患上了极为凶险的背疽,按中医的说法,忌吃蒸鹅 。朱元璋偏偏派人送一只蒸鹅给他吃 。徐达心知肚明,皇上不希望他继续活下去,只好当着来人的面,流着眼泪吃下蒸鹅,没过几天就死了 。
李善长是受祸最惨的,不仅本人被赐死,还被族诛 。他死后一年,郎中王国用为其鸣冤,由御史解缙起草《论韩国公冤事状》,疏中论道:李善长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又何必为胡惟庸谋事,况且他已经年迈,根本没有精力再折腾,何苦如此!当时正值胡党株连,气氛异常恐怖,很多人担心会招来祸事 。但朱元璋看了以后,未作任何批示,可见他也默认是枉杀 。
所谓的胡惟庸案只是一个借口,目的就在于解决君权与相权的矛盾,结果是彻底废除了宰相制度 。胡惟庸案实际是一个冤案,明初的冤案又何止这一个?胡案刚刚结束,蓝案又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