渥巴锡东归:乾隆年间最大的正能量和最大的无奈( 二 )


从上谕中 , 我们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乾隆对他们东归有戒心:一是怕他们迁走 , 不敢安置于靠近边界的地方 , 担心安置不当 , 他们再次迁徙出国(落得一个祖国不爱他们的罪名) , 扫他的面子 。二是怕他们谋反 , 对国内安全构成威胁 , 不敢安置于通往内地的乌鲁木齐、巴里坤等军事重镇附近 。无可否定 , 这是乾隆经过深思熟虑后所授的旨意 。纵使这样 , 乾隆仍不放心 , 过了几日 , 再次明确谕令伊勒图:务使他们住于博罗塔拉、额尔齐斯、斋尔这些远离重要城镇,不妨碍台站交通,且与哈萨克、喀尔喀蒙古等换取牛羊近便的地方 。可谓乾隆在安置他们上煞费苦心 。他们被安置后 , 各种困难问题接踵而至 , 主要表现在如何解决他们面临的温饱、疾病、生产生活等问题 。清政府须解决这些问题时可以说是有行动、不到位 。渥巴锡他们踏上故土已是粮尽炊断、衣不遮体 , 急需政府救济 , 而安置的几个点却都是经济落后地区 , 无法满足他们的生产生活需求 。紧接着又遇天花流行 , 预防和医治不力 , 造成许多人丧生 。再次是他们回到故土 , 所剩骆驼、马匹、牛羊等无几 。虽然清政府调集牲畜分发给他们维持生计 , 但他们正处于贫困中 , 将大多数牲畜杀之食用 。还有是他们原本是游牧民族,不谙农事,清政府却拨给种子、农具 , 选派技术人员教他们耕作技术 , 有违其本愿 。清政府则要他们定居种地 , 按现在最好的说法 , 就是让他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我生存发展 。
二是主从分离 。渥巴锡率二十万人回到新疆时只剩下七八万人 , 损失达三分之二强 , 后遇天花等疾病死亡 , 只剩下五六万人 。清政府为了防范他们作乱 , 在他们到达时就制定了“分散安置 , 互不统属 , 各管其众 , 以分其势”的策略 , 以此削弱渥巴锡的权威和影响力 。同时 , 乾隆名义上让渥巴锡朝觐 , 然而朝觐后又把他留下 , 说是要他多学习法规 , 以便学成回去后能严加管束部族 , 实则借朝觐为名 , 把他与部族分开 , 把他监控起来 。当渥巴锡听到妻子、女儿于1771(乾隆三十六年) 10月22日染患天花同日病逝 , 母亲又在11月3日染患天花而病殁 , 11月27日 , 五岁幼子阿苏盖出天花病故,最后仅剩一个婴儿 。至此 , 渥巴锡离开部族近半年 , 他决意要回去看看 。乾隆不得己(既怕他回去谋反 , 又怕不放行遭骂名 , 所以不得己) , 谕令户部侍郎福康安护送(监护)他及其随从返回新疆 。同时 , 乾隆另有谕令给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伊勒图在属地安抚他时,须不露声色地加以防范 , 也就是说 , 一有风吹草动 , 立即平定 。
由此看出 , 清政府在处置他们的问题上的策略得当 , 达到了其战略目的 , 收到了明显效果 。然而 , 却使渥巴锡的一片爱国情怀受到严重的挫伤 。其实 , 渥巴锡东归的悲壮而无奈 , 在于他的“三个一”:一腔热血 。他第一次想东归时才25岁(乾隆三十二年) , 还是个血气方刚、激情四射的青年 , 回归祖国既是他的理想信念又是他的现实信念 。一厢情意 。正如上述的说法 , 二十万人的东归行动 , 未与清政府沟通协调 , 确实是经验不足的表现 。一知半解 。他出生在沙俄 , 对清政府的实际情况基本上是从资料和老人的口中得知 , 对乾隆更是知之不多 。由于他的这“三个一” , 使他对祖国和乾隆判断失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