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魏延传》)算是给魏延摘去了叛臣的帽子 。接着又帮助后主妥善处理相关事宜:念及魏延前功,厚葬魏延;杨仪统领大军安全南归及扶孔明灵柩至成都有功,但在诛杀魏延事件中显得自私狭隘和残忍歹毒,因此加杨仪为中军师而“无所统领”(即升其职位而不让掌兵权) 。这样的处理十分得体,既安抚了同情魏延不幸命运的将士,又抑制了嚣张狠毒的杨仪,从而避免了蜀汉内部矛盾的激化 。毛宗岗对此处置非常欣赏,在《三国演义》105回的行批中评曰:“处置得停当,想必蒋公琰所教也” 。的确,在蜀汉的政治家中,蒋琬最善于处理内外复杂事件和棘手问题,其办事的稳健和老到甚至是诸葛孔明所不及,即使置于整个三国时代,蒋琬仍不失为一位出类拔萃的政治奇才 。
三、贵柔守静、用兵以奇的战争谋略
在世人看来,蒋琬是治国之文臣,在军事上无所建树 。《三国演义》没有把蒋琬作为重要人物来加以刻画,恐怕正是这一因素的影响所致,因为《三国演义》流传、成书于汉民族遭受欺凌的宋元时期,人民崇拜民族英雄,渴望民族英雄收复失地,《三国演义》将蜀汉作为汉民族的象征,那些舍生忘死主动讨伐北方强敌的蜀中将领如诸葛亮、姜维之流自然成为小说热情讴歌的对象 。然而,客观公正地讲,尽管蒋琬没有具体指挥过一场重大战役,但他英明的战略思想对蜀汉政权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
(一)审时度势,大胆修正北伐战略
刘备、诸葛亮等蜀汉早期执政者都渴望在有生之年完成北伐中原、统一中国的大业 。尤其是诸葛亮,几乎把毕生的心血投入到统一大业之中 。《三国志·诸葛亮传》说,诸葛亮“爰整六师,无岁不征”,但始终“未能有克” 。北伐曹魏是蜀汉制定的宏伟目标,这个战略思想本身并不错,诸葛亮的失误就失误在急于求成上 。“连年动众”,穷兵黩武,这是犯兵家之大忌的 。战争的胜负在许多情况下取决于国力是否雄厚,蜀汉连年征战,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入不敷出,使本来就处于劣势的国民经济更加单薄,诸葛亮晚年不得不承认蜀国“民穷兵疲”,对北伐中原之战他本人也没有任何必胜的信心和把握,“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所能逆睹也 。”可见诸葛亮生前的北伐之战基本上属于毫无实际意义的消耗战 。
有鉴于此,成为执政者的蒋琬审时度势,以极大的勇气果断修正诸葛亮的北伐战略:改变“无岁不征”的局面,推行道家“贵柔”、“守静”的战争思想,以守边为本,以静制敌;为节省财力、人力,将北伐大本营由汉中迁往涪县(今四川绵阳),将汉中作为北伐基地;在经济上,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减轻赋税,使民休养生息 。事实证明,蒋琬从实际出发,制定、实施贵柔守静的战略决策给蜀汉带来了生机,在蒋琬和费相继执政的近二十年中,除一些局部征战外,没有贸然发动过一次大规模的战争,使得蜀汉社会经济稳步发展,综合国力明显增强 。
只可惜这种富有实效的战略方针到姜维执政时被完全抛弃,蜀汉又回到了“无岁不征”的老路,姜维九伐中原,几经折腾,虚弱的蜀汉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就烟消云灭 。陈寿在《三国志》中曾对蒋琬、费、姜维三人的执政得失做过一个总评:“蒋琬方正有威重,费宽济而博爱,咸承诸葛之成规,因循而不革,是以边境无虞,邦家和一,然犹未尽治小之宜,居静之理也 。姜维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玩众黩旅,明断不周,终致陨毙 。”说蒋琬、费承诸葛之成规是不完全符合实际的,因为他们在军事上恰恰改变了诸葛亮的北伐战略,但说姜维一改蒋琬制定的守柔居静的国策而穷兵黩武终于导致蜀汉“陨毙”,则点到了要害处 。蒋琬等人的成功和姜维等人的失败充分说明了决策的重要性,值得后世执政者深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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