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留下的这个人才德兼备,奈何天妒英才,否则蜀国将( 二 )


罗贯中借费祎之口指出:“杨仪于丞相前累谮魏延,因此逼反,人皆知之” 。其实,《三国演义》的读者都明白,逼反魏延的岂止是杨仪,诸葛亮亦难辞其咎 。诸葛亮的偏心狭隘与蒋琬的公正豁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正是由于蒋琬虚怀若谷,容物容人,善于化解矛盾,使得他当政的十多年中,蜀汉上下齐心,百官勤勉,政治清明,民风纯良 。这充分显示了蒋琬深具魅力的领袖素质 。
二、精明干练、沉着稳健的政治家风范
作为蜀汉后期的中流砥柱,蒋琬的声望不仅仅建立在优秀的人品上,更建立在他出色的才干上 。蒋琬考虑问题细致周到,办事精明强干,深得诸葛亮信任 。《三国志·蒋琬传》说,蜀汉建兴八年,诸葛亮任命蒋琬为丞相府长史,负责处理军中日常事务 。蒋琬任职期间,一切井然有序,“亮数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给”,没有后顾之忧的诸葛亮常对人讲,蒋琬才高而“忠雅”,足以共谋王业 。晚年又上表嘱咐后主道:“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 。可见,诸葛亮选择蒋琬接替他来支撑蜀汉大厦决非偶然 。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尽管对蒋琬的描写十分简略,但蒋琬精明干练的办事作风和处变不惊的应变能力依然得到了形象的再现 。第98回写东吴孙权继曹魏、蜀汉之后登坛称帝,派使者赴成都通报情况,并向后主表示愿与蜀汉建立同盟以抗曹魏 。其时,诸葛亮驻扎汉中 。成都君臣反复“商议”,“众议皆谓孙权僭逆,宜绝其盟好” 。蜀汉君臣此时还严守所谓“正统”,其迂腐、不懂权变可知 。独有蒋琬不赞同与东吴绝交,因为绝交只能使东吴反目为仇,对蜀汉相当不利 。但他又不便违背“众议”,他深知诸葛亮的意见能起决定性作用,因而他向后主建议:“可令人问于丞相” 。询问的结果是诸葛亮与蒋琬不谋而合,从而避免了一次吴蜀危机,足见蒋琬的精明和老辣 。
第105回写诸葛亮新亡,蜀中举国上下人心震悚,大有倒了擎天柱的悲观 。而就在这时,边庭告急,“东吴令全琮引兵数万屯于巴丘界口,未知何意” 。这对于蜀汉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以致后主惊问:“丞相新亡,东吴负盟侵界,如之奈何?”在此危急之时,蒋琬沉着冷静地估量形势,在不明对方真实意图的情况下,他提出做两手准备:“臣敢保王平、张嶷引兵数万屯于永安,以防不测 。陛下再命一人去东吴报丧,以探其动静 。”结果很快消除了东吴君臣的觊觎心理,使孙权折箭为誓:“朕若负前盟,子孙绝灭!”蒋琬面对突发事件,处变不惊,从容措置,充分显示了他善于应变的大将之才 。
蒋琬的过人之处还体现在他善于处理复杂棘手的问题 。魏延杨仪事件是蜀汉有史以来最大也是最复杂的内乱,诸葛亮执政时,魏延领丞相府司马,杨仪为丞相府参军,一文一武,都参与军机大事,是诸葛亮在军事上的左右臂 。但二人向来水火不相容,诸葛亮又未能秉持公心妥善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终致二人在诸葛亮死后彻底反目 。魏延不服职位低于自己的杨仪节制,而杨仪仗诸葛亮遗令,撇下魏延不管,独领大军南撤,使魏延勃然大怒:“竖儒安敢欺我!我必杀之 。”于是魏延率部径先南归,放火烧绝栈道,以断杨仪归路 。其后,二人羽檄交至,纷纷向后主诬告对方叛逆朝廷 。
在不明事实真相的情况下,太后及蒋琬等朝廷大臣都保杨仪而疑魏延 。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满朝文武都知道诸葛亮不喜欢魏延,因诸葛亮的名望而偏向杨仪是很自然的事,同时,杨仪是不懂军事的文官,照常理推测贸然造反的可能性不大,而魏延是骁勇善战的武将,造反的可能性比杨仪大,因此对魏延加以防范亦在情理之中 。当蒋琬率军北上处理这一事变时,魏延已残死于杨仪的追杀,并被践踏头颅和夷灭三族 。魏延的悲剧固然同他的意气用事有关,但公报私仇的杨仪和偏心的诸葛亮实负有罪责 。魏延屡建战功,善养士卒,在军中颇有威信,加上魏延实无叛逆之心,如果不给魏延一个公正的结论,恐怕难服众心 。为蜀汉整体利益着想,蒋琬毅然推翻先前的判断,将事件真相如实禀告朝廷:“(魏)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 。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 。本指如此,不便背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