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瓶梅》西门庆的奴隶性看古代的蓄奴制度( 二 ) _女人

明清两代继承了元代的奴隶制度， “大家僮仆，多至万指。”（万历《嘉定县志》卷2《疆域志·风俗》”）， “人奴众多，今吴中仕宦之家，有至一、二千人者。”（［清］顾炎武《日知录》卷13《奴仆》）。明清时代被称作“贱”的人，以奴婢为中心，还包括了娼优隶卒、世仆、堕民等贱民集团，以及雇工人、轿夫、剃头匠、工、商等广泛的灰色地带。
明清两代的工商奴隶制十分发达，蓄奴之多令人咋舌。有名的如王锡爵、钱海山、徐阶、李钦、和珅；睢州的褚太初，宁陵的苗思顺，虞城的范良彦，无锡的大地主邹望，河南的褚、范、苗、曾，麻城的梅、刘、田、李等强宗右姓所占有的奴婢都在千人甚至数千人以上。蓄奴范围之广，乃至连一些中上层农民也占有不少的奴隶。
清代后期对农奴和蓄奴制度进行打击和削弱。清代的佃户一般可以离开土地，自由迁徙。佃户与地主的人身隶属关系，较之前代更为松弛。清律规定：佃户与地主无主仆名分。
从雍正元年到八年，一系列的“除贱为民”的谕旨废除了相当众多的人的“贱籍” ，尽管各地阳奉阴违，直到二十世纪仍保留很少部分的贱民，但这对残存的蓄奴制是一次削弱和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