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嵩为什么成了奸臣？严嵩与明世宗的关系( 四 ) _人物

二十九年八月上旬，边境形势十分紧张，世宗曾两次召严嵩讨论对策，严嵩曰：“目今虏患，但边臣戮力防御为守之计，令不能深入，即为得策。若欲驱扫远遁，恐力非昔比也。”又曰：“笫时势诚有不同于昔者，兵不素练，将未得人，馈饷屡乏，即无可持之资。当事之臣，自任其责，防守边疆，令不得患，虽犯不得利。此即御戎之策矣┅┅”(《奏对录》卷4)严嵩主张重在防御，这是从当时的国情出发。
嘉靖二十九年吏部侍郎王邦瑞上疏云：“今武备积弛，见籍止十四万余，而操练者不过五六万，支粮则有，调遣则无。比敌骑深入，战守俱称无军。”(《典故纪闻》卷17) 。庚戌之变时京城的实际军力是“仅四五万，老弱半之。”(《明史·丁汝夔传》)至于军事装备，因主持军械制造的官员侵吞料价，以致造出的装备不堪使用。如甲“中不掩心，下不遮脐，叶多不坚，袖长压臂，全不合式”;“弓力不过一二斗，矢长不过七八把，平昔尚不能射远，披甲后，手不能举，射只过数十步而止。刀尤短小，亦无锋。”(马文升：《明臣奏议·修饬武备疏》)这样的军队和装备怎堪俺答10万精骑一击!曾任过兵部车驾司员外郎的杨继盛未必不了解此时的军情!他在《疏》中，将俺答犯京时严嵩不让兵部尚书丁汝夔出战，指为十大罪状之一，这也是令人匪夷所思的。
倭寇并非起于嘉靖朝，但嘉靖朝倭患最烈。倭患的直接起因是海禁。严嵩对倭寇的政策是与夏言是不同的。夏言重作首辅时，关闭市舶司，嘉靖时，“倭患”越来越严重，而当时的内阁首辅夏言等人，却完全无视朝廷在海防上面的巨大漏洞，竟将“倭患”的全部罪过，归咎为市舶司的存在。夏言认为，“倭患起于市舶”，要是没有这个执行对外贸易的什么狗屁市舶司，日本人就不会跑到大明朝来，他们不来，哪里会发生这些事情!所以，夏言强烈建议，撤销置市舶司。(强烈怀疑夏言的动机，撤销海关是不是为了逃税?方便文官们走私?)明世宗那么精的人，这时不知道怎么回事，居然认为夏言说得很有道理，于是就在当年，把沿海各省的市舶司都给撤销了。
合法的贸易没有了，只能依赖走私，海商的进货渠道便全由沿海的豪门大族控制。辄以官府禁甚为借口，大肆囤积居奇，令海商苦不堪言。本来合作无间的两方摩擦越来越大。当积怨渐深时。海商集团终于用武力报复。杀人放火。将其家私劫掠一空而去。地方官员为推罪责，便向上司宣称倭贼入寇。王直徐海等人尝到了甜头。也利用明朝官员士民对倭寇的畏惧心理。动辄以“倭寇”为旗号。其内部真正的日本人无几。且都是苦力的干活。
这时这个所谓“倭”的内部。也生了分化。一部分如王直等人。打出“倭寇”的旗。乃是为了与官府对抗。以|护自己的贸易活动。所以以贸易为主。以抢劫为兼业。但也有认为“既明抢就可以的到的东西。干嘛还要拿钱买?”的。如徐海叶麻等人。彻底转变成明火执仗的海盗团伙。一时间闽浙沿海的区。遭受到前所的破坏。横遭攻掠的城邑不计其数。被掠财物人民更是难以估量。
当海商转变为倭寇之后。情况便大大起了变化。他们对沿海省份展开掠夺。东南官员此承担了极大的罪责。罢官杀头放殉职者不其数。同时大户们的利益。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在强化的海商面前。他们已经无法再保|公平交易。必须要花费原先好几倍的成本。甚至连生命财产安全到威胁。这时严嵩推荐赵文华督察军务，颇有建树。徐学谟《世庙识余录》称：“……文华一出，以贪狠故，督抚诸臣，皆畏之如虎，不敢不效命恐后，始问立战功。”在赵文华的整治下，军队已有了一定的战斗力，对平定倭患起了一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