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嵩为什么成了奸臣？严嵩与明世宗的关系( 三 ) _人物

嘉靖三十二年，杨继盛上《请诛贼臣疏》，列嵩十大罪五奸。杨的指控，大多空疏无实，与沈疏无甚区别。如说严嵩没有把国家治理好，世宗可能会认为是影射他的，因为很多事嵩是按他的旨意去办的;又如杨继盛《疏》曰：“察嵩之奸，或召问裕、景二王;”这无疑是认为世宗昏聩，因此，“疏入，帝已怒…..下继盛诏狱，诘何故引二王。….狱上，乃杖之百，令刑部定罪。”杨疏上后，嵩一再请求休致，世宗挽留再三，说杨“邀誉卖直”，该疏是冲他而来的。疏文空泛，此即为无才识也。因此，杨继盛必死无疑，或曰杨死是嵩做了手脚，此说是太过悖谬了。
另一个较有影响的人物是夏言。嘉靖二十四年言覆出阁揆后，都御使曾铣议复河套，言力主之，而嵩极言不可。于是吏部尚书闻渊等劾言误国，二十七年春罢夏言首辅。是年杀夏言、曾铣。《明史·严嵩传》说嵩借复套事件构陷夏言至死，《明史·夏言传》指称嵩与陆炳、驸马都尉崔元联手倒言。然而，谈迁在《国榷》中认为，“贵溪(夏言)不死于败而死于谗，又严氏之代为之受螫也。”可见严嵩是背了黑锅的。在严嵩的《奏对录》里，曾载有嵩再三为夏言求情免死的札子，亦见嵩未必是“心迹俱恶”之人。被世宗杀掉的还有兵部右侍郎蓟辽总督王杼。王杼是位精通军事、很有责任心的将领，嘉靖三十六年春，因一时不察让入侵的数万北虏进入至三屯营，使不少中贵和宫人的家人财产遭受损失。这些天子身边的人难免不向世宗投诉。在调查此事时，又牵出王杼疏于练兵等情况。于是世宗震怒，手批“诸将皆斩” 。三十七年王杼被杀于西市，时年五十三岁!然传末又指称王杼之死责任在嵩。是非曲直尚有公论，《世庙识余录》如是说：“杼恂恂长者，悉心体国，通州之役，不避死亡，划策守城，以全国储，帝眷日隆，洊登枢佐。蓟州边备久弛，整顿良艰，屡至失律，遂于极典。┅┅华亭(徐阶)乃予罪严嵩，至方秦桧之杀武穆。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对支大纶的判语谈迁是极赞同的：“王中丞坐疆事死，非死严氏也。”这些说明有人要使严嵩“恶居下流”，欲令严嵩背负沉重而可怕的恶名。
《罪惟录》有一段令人深长思之的话，“然上在位久，要威福自操，事事出上意。嵩承夏言之后，不敢有可否，间有所左右，直微引其词;至上所必欲杀，无所匡诤而已。….则凡上意所欲杀者，天下竞指嵩。”严嵩“屠害忠良”之秘藉尽在彀中矣。而严嵩恶名之远播，话本小说、传奇戏曲功莫大焉。写嵩陷害沈炼的“沈小霞初会出师表”(《今古奇观》)，历数嵩陷害忠良的戏曲《呜凤记》、《一捧雪》、《丹心昭》、《狂鼓吏》、《出师表》等，在民间反复播演，此乃印证了戈倍尔氏的名言：谣言重复多次便变为“事实”!
4、严嵩与抗虏御倭政策
朱元璋推翻元朝，驱蒙古于大漠，北方边患困扰明朝竟二百余年。蒙元北迁之后，仍拥有相当强大的军事力量，“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明史纪事本末· 故元遗兵》)，这始终是朱元璋的心腹之患。朱元璋曾数次用兵，把蒙古兵驱赶至陕、甘、宁一线以北，但始终未能消灭北元的军事力量。几次征伐，互有胜负，耗资甚巨。朱元璋深感平定北元不易，因而改变策略，以防御为主，在长城以北置大宁卫、开平卫、东胜卫，以阻蒙古南下。成祖继位后，曾五次御驾亲征，亦未摧毁其游牧经济基础和军事力量，而后明朝不得不采取怀柔政策，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善蒙汉关系，甚至有时关系异常紧张。
由于游牧经济的单一性，影响着蒙古人的生计。据《明史·鞑靼传》等载，蒙古人“人不耕织，地无他产”，釜锅、衣帛等全赖边贸甚至掠夺供给，当时牧民无锅，“不得已，至以皮贮水，煮火以为食。”其时蒙古首领俺答也说，“生齿日多”，因“各边不许开市，衣用全无，毡裘不奈夏热，段布难得。”这对牧民生活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因此，自孝宗时起，当时的蒙古首领达延汗就多次遣使求贡;自嘉靖十三年起，蒙古新首领俺答汗几乎无年不请求明朝“封贡”，然而，俺答求贡却屡遭明廷拒绝，俺答便率兵大举犯边，其中最严重的事件是嘉靖二十九年，俺答率10万精骑攻至北京，全国震动，史称“庚戌之变” 。严嵩对北虏的立场如何?这里有二点是十分重要的。一是世宗欲效法成祖率军巡边。嘉靖二十八年二、三月，世宗两次召见严嵩谈到想亲率大军“巡边”的想法，均遭严嵩婉言反对：“皇上圣谟弘远，欲上法祖宗甚盛心也。但今时非前比，只严督将臣守御，自可无事，巡驱之典，似不必尽同于昔也。”(《世宗实录》卷346)，作为首辅的严嵩在此重大问题上并未一味顺从邀宠，一来延续阻止皇帝亲征的“传统”，二来此时京营早已腐化，没什么战斗力，故设法阻止之。二是世宗一直想以军事手段解决北方边患。例如嘉靖二十六年，首辅夏言、三边总督曾铣力主收复河套失地，得到世宗批准;而严嵩及翁万达、唐顺之等富有学识和军事经验的大臣，对“复套”是很不赞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