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林徽因与凌叔华为何争相保管徐志摩遗信？( 二 ) _徐志

凌叔华
基于对凌叔华的信任，1925年3月，当徐志摩决定欧游时(按:除赴泰戈尔之约，更重要的是为他与陆小曼的绯闻，而去躲避风头的)，临行之前他把一个装有“天堂和地狱”案件的小皮箱交给凌叔华保管。这小皮箱就是后来大家通称的“八宝箱” 。箱子放有什么东西?据推测，有徐志摩的书信及平时他随手写下的一些散文或诗歌的手犒，最重要的有两本英文日记，那是1921与1922年间他在英伦和林徽因相恋的日记，通称《康桥(Cambridge)日记》。据林徽因给胡适的信，谈及还有《雪池时代日记》(按:那是1922年11月徐志摩回到北京，到景山西街雪池胡同苦追林徽因不得的失恋日记) 。
1925年7月底，徐志摩欧游归来，他与陆小曼的感情热度并没有递减，反而急骤升温，徐志摩下定决心，不管有多少阻拦，他都要争取这番恋爱的成功。不久双方各自顺利解除婚约，徐、陆两人终于在1926年8月10日，也就是阴历的七夕情人节，订婚了，紧接着在10月3日——阴历的孔子诞辰日，他们在北京北海董事会举行婚礼。此时徐志摩忙得无暇顾及那个存放在凌叔华那里的“八宝箱” 。到了婚后，他们移居浙江硖石及上海后，又顾及到箱子里有不宜陆小曼看到的日记、书信等，因此徐志摩也就没有急着把箱子索回。而在这期间凌叔华也经历了与陈西滢结婚等人生大事(1926年7月)及后来(1927年10月)与夫婿同赴日本旅居的景况，“八宝箱”就一直存放于凌叔华在北京的家中。
1928年6月，徐志摩再度欧游(此次是由于婚后生活的窒息，他渴望借此旅行来激发久已枯涩的诗情，也同时希望因此“小别”能让与小曼的情爱“胜新婚”) 。12月，他回到北京探望老师梁启超的病。他见着很多旧日的朋友，但此时凌叔华与陈西滢已从日本返国，并在两个月前与陈西滢(同年10月，陈西滢应聘出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移家武昌，因此徐志摩此行并未见着凌叔华，人在武昌的凌叔华显然没有机会将“八宝箱”当面交与徐志摩。因此才有后来(1931年12月10日)她给胡适的信中说“我去日本时，他也不要，后来我去武昌交与之琳，才算物归原主”之句。
凌叔华说她通过卞之琳，将“八宝箱”转交给徐志摩。为此徐志摩的学生赵家璧在80年代曾写信问过卞之琳，据卞之琳的回信说:“凌叔华致胡适信，说曾把徐‘文字因缘箱’交与我，是她记错了，我从未闻此事，不知她究竟交给了谁。”笔者就时间推论，1928年10月凌叔华离京之前，卞之琳还在上海私立浦东中学念高中，直到1929年夏天，他才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而认识徐志摩则更晚了，那要等到1931年初徐志摩到北大教英诗及翻译课时，卞之琳呈上习作请徐志摩指教，徐志摩将卞诗带回上海，跟沈从文一起读，并把卞诗发表在上海的新月《诗刊》及南京的《创作月刊》《文艺月刊》上，这都是后来的事。因此凌叔华不可能将如此重要的“八宝箱”交予一个从未与徐志摩谋面的人，这也难怪卞之琳在1994年1月15日的《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了长文，认为凌叔华的种种说法，是一笔糊涂账。
但徐志摩在此时确实将箱子取走了，我们看1928年12月13日他给小曼的信中说:“车误了三个钟点，到京已晚11时，老金(按:金岳霖)、丽琳(按:老金的美国女友Lilian Tailor)、瞿菊农，都来站接我……老金他们已迁入叔华的私产那所小洋屋，和她娘分住两厢，中间公用一个客厅。初进厅老金就打哈哈，原来新月社那方大地毯，现在他家美美地铺着哪……丽琳还是那旧精神……”在凌家住了一晚后，第二天徐志摩便到协和医院去看梁任公的病，他见到梁思成与林徽因(按:两人于3月21日在加拿大温哥华结婚，婚后赴欧洲参观古建筑，然后取道西伯利亚，于8月18日回京) 。由于新婚燕尔，林徽因“风度无改，涡媚犹圆，谈锋尤健，兴致亦豪，且亦能吸烟卷喝啤酒矣”!据1932年元旦林徽因给胡适的信中说:“……此箱偏偏又是当日志摩曾寄存她(按:指凌叔华)的一个箱子，曾被她私开过的(此句话志摩曾亲语我。他自叔华老太太处取回箱时，亦大喊‘我锁的，如何开了，这是我最要紧的文件箱，如何无锁，怪事——’又‘太奇怪，许多东西不见了，missing’，旁有思成、Lilian Tailor及我三人) 。”因此可以推定徐志摩是从丽琳处取回箱子，凌叔华的“交与之琳，才算物归原主”，恐是“丽琳”的笔误罢，况且老金、丽琳与凌叔华、徐志摩都熟，现在又住在凌叔华家，由其转交是最自然不过的。总之，此事与卞之琳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而“八宝箱”在1928年12月中重回徐志摩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