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勇|一对夫妇的十次重生

这是一场需要仰仗善意和运气的手术。2枚肝脏、4枚肾脏、2对眼角膜从一对夫妇的遗体中取出，运到了250公里外。特殊的告别后，原本属于两个人的器官，在另外10人的身体中，有了重新运转的机会。
这是一对矿工夫妻，因车祸抢救无效离世后，女儿为他们做了这个并不容易的决定。“希望父母来不及做的事情，会有别人替他们完成。至少那两对眼角膜，能带他们看到更多风景。”
在我国，器官移植的供需存在巨大差距，根据中国器官移植发展报告（2019），每一百万人中约有4人会捐献器官，很多患者在等待中逝世。
这对勤劳、热心甚至普通的安徽夫妻，成为国内夫妻同时捐献器官的首例。年轻的外卖员和建筑师得到了他们的眼角膜，45岁的货车司机与病魔抗争了两年后，等来了一颗健康的肾脏。
根据捐献的“双盲原则”，他们不会知道夫妻俩的名字，感谢也无从说起。
冬天来的时候，和安徽省1200多名遗体捐献者一样，这对夫妻的名字会被刻进一片纪念碑林。按照惯例，明年春分，逝者家属和接受器官的重生者们都会相聚在此。
他们在这里默哀、送花、朗诵诗歌，但或许依然互不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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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红十字会在大蜀山文化陵园设立的遗体捐献者纪念碑。新京报采访人员马延君摄
那对热心的夫妇
那是一个平静的上午。
刘志强到楼下跑步，人到中年，体形微胖，他每天都下楼跑两圈。早晨微风清凉，路边的月季开得正艳，他停下来，拍了张照发给女儿们。
妻子卢丽还在厨房里忙活。烙饼、煮粥、榨豆浆，她要在女儿们醒来前准备好一切。女儿们去上班后，刘志强也准备去矿上工作，卢丽想去买点东西，二人便一起出了门。
电动车从熟悉的绿道穿过。十几分钟后，在一个十字路口，一辆货车突然闯了出来。
发生意外的时候，二女儿刘梦佳在上班。6月3日上午11点左右，“妈妈”来电，她以为又要念叨让她好好吃饭。一个多小时前，卢丽刚把饭送到女儿公司，还发了条微信语音，“菜如果凉了，你再加热一下。”
但电话那头传来的是陌生声音。“你爸妈出车祸了，快来！”刘梦佳仿佛被一道闪电击中，浑身打颤，立马赶去安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生让她把家长叫来，刘梦佳带着哭腔说：“这就是我的家长。”
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刘志强和卢丽躺在相邻的病床上，靠呼吸机维持生命。每天只有10分钟探视时间。在那10分钟里，刘梦佳会帮父母捏捏腿，擦擦脸，握握手，说说话。
父母昏迷的十几天里，她每天都跑去问医生救治情况，又一次次失望而归。医生有时候被问烦了，“还是昨天那样。”家人不肯放弃，联系外地的医生会诊，结论是相同的：脑部严重损伤，无法自主呼吸，没有继续治疗的意义。
又过了一周，情况没有丝毫好转，甚至变得更糟。刘志强夫妇处于不可逆的深度昏迷状态，医生希望家属可以接受病人无法再醒来的事实，同时提出了另一种“活着”的可能——器官捐献。
刘梦佳犹豫了很久，她试想，“如果他们知道，或许也会支持这个决定。”
父母有副好心肠。路上遇到骑三轮车上坡的老人，总忍不住上前推一把；矿上处了几十年的老同事，有需要都会来找刘志强搭把手；邻居们会和卢丽笑着打招呼，她们喜欢约在一起跳广场舞，卢丽身材高挑，留着长卷发，跳起舞来仿佛会发光。
这不是个容易的决定。医院的器官协调员李春伟很理解这种感受，器官捐献要征求直系亲属的同意，哪怕有一个人不同意，也会终止捐献。过往的经验告诉他，这难免会和某些传统的观念相悖，比如“死者为大”，比如“完整地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