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古雅典安多基德斯渎神案，其深刻的历史意义八下历史笔记之最大的事件( 二 ) _八下历史笔记之最大的事件

伊索克拉底在四篇演说中各提及一次司法誓言；吕西阿斯在6篇演说词中9次提及司法誓言，德摩斯梯尼在演说中经常引用该誓言或引述其内容。
本案诉讼当事人之一的安多基德斯也在申辩中5次提到司法誓言，意在提醒陪审员时刻谨记自己所立的誓言，实际上也通过强调司法誓言来佐证陪审员在雅典法治实践中的重要作用。
除了陪审员是判别法治实践的重要角色，诉讼当事人的行为或言辞也为我们判定雅典法治的实践状况提供了重要材料。
诉讼当事人也并非随心所欲地在法庭上发表自己的言论。哈里斯指出，诉讼当事人一方面特别重视法律条文的字面含义，另一方面又试图利用法律的开放性结构。
一般而言，诉讼当事人是在解构法律条文的基础上为自己的立场辩护。本案中，原告一味单纯地指控安多基德斯渎神，但并不能提出有效证据，全文未引用任何法律条款作为支撑，只是流于表面地回顾事件的部分情况。
比如，原告虽指责安多基德斯违背《伊索提米德斯法令》，但只是痛斥安多基德斯厚颜无耻地违反法令“进入神庙和广场”，却对法令的内容、适用对象只字未提。
原告草草地提到“伯里克利曾经告诫过关于渎神罪该如何处理”，却没有详细描述所依据的法令或采取何种惩罚措施。
因此，这篇演说并不能很好地支持控方观点，这也间接导致了对演说词作者身份的怀疑。安多基德斯的表现则更为抢眼。
首先，他比对了当时的证人及所提供的当事人名单，又表明当时自己并未参与毁坏赫尔墨斯神像，怪罪狄奥克列伊德斯利欲熏心地污蔑他。其次，他指责欧菲勒图斯谎称自己加入渎神活动，从而撇清自己与两件丑闻的关系。
此外他还先后四次引用《帕特洛克列伊德斯法令》等相关法令，利用法律条文的权威性为自己的论述铺垫了稳固的基础，并阐述大赦后《伊索提米德斯法令》已“失效”，作为关键论证，最后通过展示公共服务证明自己品行良好，博取陪审员的同情。
对照双方的诉讼演说，安多基德斯更加有理有据，在遵循法治原则的基础上为自己申辩。结果显示，雅典的陪审法庭站在更符合法治原则的一方。
从陪审员和诉讼当事人两个角度来看，安多基德斯渎神案在审判过程及程序上均占据上风。
因此可以说，雅典法庭坚持了“法律平等地适用于所有人”的原则，在安多基德斯证明《伊索提米德斯法令》已经失效后，陪审员判决安多基德斯胜诉。
可见，此案从缘起、审理和结果方面均体现了法治原则，安多基德斯渎神案无疑是雅典法治实践的典范。
恢复雅典法治信心的重要动力公元前403年末，三十僭主暴政被推翻后，20人组成的临时政府取而代之，管理雅典。临时政府“祖宗之法”管理雅典，直到新法律通过，城邦内法治建设面临巨大的冲击和考验。
民主派领袖特拉叙布鲁斯在比雷埃夫斯的胜利标志着流亡者们的回归得以实现，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三十年前就离开了雅典，但有些人是在公元前404年民主制度崩溃之前离开的，其中便包括安多基德斯。
为了防止内讧进一步蔓延，民主派立志要和解，承诺并宣誓“既往不咎” 。这一庄严的保证成为民主重建的基础，但是失败的沉痛和伤痛是不会轻易遗忘或淡去的。
雅典演说家巧妙地利用城邦集体的社会记忆以此构建永恒民主、法治的社会，反其道而行之，使雅典民众更注重日后的城邦发展问题，从而达到了“一呼百应”的效果。
一般来说，诉讼演说经常提及过往之事，或赞美自己或批驳对手，以此显示性格、成就等因素对个体的影响。

浅论古雅典安多基德斯渎神案，其深刻的历史意义 八下历史笔记之最大的事件(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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