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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艺术设计从根本上说,公共艺术的公共方式所依赖的并不是艺术的风格、样式、流派,而是一种集体或群体的空间精神,它是人类整体改造自身生存环境的外部条件,这一点在前面我们已经探讨过 。人类的历史文化决定着公共艺术特质的同时,公共艺术反过来直接或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造人类的文化观念和审美模式 。另外,作为人类聚居的最高的形式——城市构成了一个亚文化区域——社区,也是决定公共存在方式的重要条件 。城市是“一个人类群体多少固定在一个地点,而这个群体内又形成了一种共生关係 。”共生关係是“指群体关係中个体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的关係,任何个体都不可能脱离其他个体而存在 。”人口多、人口密度高以及人口的异质性大是城市的三个基本特点,它们决定了市民的社会心理特徵和生活方式,造就了市民意识和公民意识 。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当中的市民需要生活在共同的环境下,儘管他们也会被分割在不同的、小的空间并遭遇隔离,但是城市中人们越来越相互依赖,并且只有就某个问题达成共识才能解决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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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艺术设计 总体总体来看,公共空间的最大特徵是开放性,即公共空间艺术活动场所的开放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场所公众的开放性 。它对处于此空间当中的所有观众都具有开放性,公众可以与之交流,提出意见和建议 。从一定意义上说,公共艺术的开放性在于它所处空间的开放性,要求一旦公众对其提出建议和意见,公共艺术的管理机构和製作机构就能够以此对公共艺术作品加以评估和修正 。公共艺术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审美,它的标準必须处于被解读与修正当中 。公共艺术是多样介质构成的艺术性景观、设施及其它公开展示的艺术形式,它有别于一般私人领域的、非公开性质的、少数人或个别团体的非公益性质的艺术形态 。公共艺术中的“公共”所针对的是生活中人和人赖以生存的大环境,包括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 。从更广义的角度上,可以将人类社会理解为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一个镶嵌体 。客观上,公共艺术是现代城市文化和城市生活形态的产物,也是城市文化和城市生活理想与激情的一种集中反映 。城市文化是在城市母体的孕育下生长出来的文化形态 。文化是指人类摆脱了纯粹自然属性及其状态的束缚而在后天的演化中所获得的认识和共同遵循的行为方式(它在特定的地域和条件下呈现出自身内部的认同性以及与其它类别间的差异性),即文化呈现为一种複杂的综合体 。它包括了一个区域或民族在长期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知识、信仰、风俗、宗教、艺术、法律、道德、禁忌和对物质世界及造物技术的体认等内涵,也包括人们自身在社会运行中所获得的一切经验、能力和约定俗成的习惯,是人类创造的所有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 。公共艺术也隶属于这种概说的文化大範畴之内,是人类文化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公共性和自身的城市文化属性决定了它必然受到特定的社会文化及思维模式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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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艺术设计早期的文化是在人类逐渐摆脱纯粹自然属性及其状态束缚的演进过程中产生的 。人类在同自然环境的斗争与妥协中逐渐积累经验,并通过原始的社会交流与实践检验形成生态文化经验,在历经长时间社会活动与历史积澱后逐步孕育出特定的文化 。任何一种文化都会为该文化圈内的个体提供一种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关係的认知模式和行为模式 。在这个层面上,文化本身可以理解为人类对特定环境的适应方式 。作为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人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所在国家、社会、民族的特殊文化观念、思维定式的影响:比如北非人与阿拉伯人最喜爱的绿色经常出现在他们的国旗上 ;澳洲土着天文学家用这片大陆上特有的动物来命名天上的星座,如袋鼠、美冠鹦鹉……像希腊神话一样,他们也有本民族的关于夜空的美丽传说 。这些文化观念、思维定式则衍生于其所处的特定自然生态环境:如北非人与阿拉伯人长期生活在乾旱荒芜的土地上,植物的绿色就代表了生命与生机 。澳洲大陆位于南半球,不同的地理位置导致了不同的视角,加之与世隔绝的演化所造就的特殊物种,猎户座在他们的文化中便表现为一只鸸鹋形象,和北半球认同的猎人形象大相逕庭 。阿纳姆地的南十字座表现为一尾黄貂鱼,银河是一条游鱼和花草的河流,麦哲伦星云呈现为两个火堆边的老人,太阳是被扔到天上的鸟蛋等 。人所生存的特定自然环境积澱了特定的文化生态经验,从而对该文化圈内的个体思维模式、价值观造成影响 。这种影响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个层面,在长期生存和发展过程中,通过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互动逐渐衍生出特定的社会文化 。在人类早期社会,由于生产力和生存环境所限,自然生态文化经验对于原始的社会文化是呈显性和支配性的,甚至是神性化的 。发展伴随着人类社会不断步入更高级的阶段以及科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显着提高,在传统的农业与畜牧业之外出现了工业、运输业、服务业、金融业、信息产业 。逐渐地,自然原始的森林、草原、山川、河流、海洋已不再是人类从事生产活动和生活的主要空间 。越来越大、越来越複杂的城市被不断地建立起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涌入城市,他们不屑地抹去古老祖先的痕迹,用事业、荣誉、财富、水泥盒子和铁皮壳子为自己积攒起一个完完全全属于人类自己的生存模式 。较之早期人类社会,此时生态文化经验对于社会文化而言已经呈明显的隐性存在,似乎只能在不经意的只言片语间窥见一斑 。然而这些来自历史的信息并未消失,它经过长期的演化已经融入人类的遗传基因 。如果将文化比作一棵枝繁叶茂的树,那幺生态文化经验就是最初掉在地上的那粒种子 。这种隐性的影响在人类对理想环境模式的审美中有较为明显的表现 。任何一个民族、一种文化,都持有其独特的理想环境模式 。当然这种理想模式中也包含着全人类所共有的某些理想特徵 。而理想环境模式的形成是与特定民族和文化的生态经验密不可分的 。人们为什幺会对某些景观结构有特殊的偏好呢?这是因为人类进化的一个转折点是从森林走向草原,在整个过程中,人类以猎人和猎物的双重身份度过了长达1500万年的残酷岁月 。人类成功的主要秘诀之一在于能有效地利用环境乃至最终能创造环境来满足自身多种生态需求,并以此弥补了其在生理和构造上的弱势 。残酷的竞争经验,通过经验遗传,使人类对某些具有捕猎和逃跑战略意义的景观结构特别敏感,并唤起相应的情感反应 。这种反应是直接的、无意识的,也是人类所共有的 。现代人与景观结构之间的感应关係和审美关係,可以被认为是建立在上述人类系统发育过程中及经验之上的 。同样原理,一个民族、一种文明的生存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有赖于某些战略性的景观结构 。从元谋人、蓝田人到北京人,再到山顶洞人,在中国古人类生活空间的景观结构——"满意的生态环境"中,都包含有某些对群体的生存和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景观结构,如围合、走廊、豁口等 。中国古人类的景观(生态)经验,又必将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古文明发展对景观背景的"选择"过程和对特定景观结构的依赖性 。俞孔坚认为,关中盆地对周民族之发展,乃至整箇中华民族的文化进程具有深刻的战略意义 。从空间结构上讲,关中盆地是一个放大了的中国古人类"满意生态环境";从地理区位上讲,它处在多个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的边缘地带,因而具有多种自然生态和社会竞争意义上的优势 。对以关中盆地为典型代表的、不同尺度的盆地景观之战略偏好,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生态经验之一大特色 。而关中盆地正是一种由壶腔、壶口和走廊为主要结构所组成的桃花源式的理想景观 。对这种景观的战略偏好经文化的积澱过程和超功利的形式化过程,逐渐演变为一种审美偏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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