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澂( 二 ) _生活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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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照片二十世纪初，汉语思想界有范寿康、吕澄、宗白华等大力提倡“生命美学” ，而首先在美术领域提出改革口号的就是吕澄。一九一八年，吕澄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美术革命》的文章，指出对中西古今的美术要公允客观地平等对待，特别是强调既要重视欧美美术的历史变迁，也要研究时兴的新派艺术及中国固有美术，这在中国美术界面对西方艺术的冲击正彷徨、徘徊、无所适从之际，尤其显得难能可贵。“五四运动”时思潮纷起，人文宗教领域也全面展开了深刻的启蒙运动，其中蔡元培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口号影响亦深焉。其实陈氏之思想，最早是受吕澄的启发而作的，陈独秀亲撰《美术革命·答吕澄来信》一文，大声疾呼要学习西方绘画写实的精神：“若想把中国画改良，首先要革王画的命。因为要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採用洋画写实的精神。”若不打倒王画， “实是输入写实主义改良中国画的最大障碍。”“美术革命”口号的提出，引起了中国美术界空前激烈的争鸣，形成了“革新派”与“国粹派”两大阵营。这两派的力量悬殊是显而易见的。“革新派”倚靠西方文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势冲击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潮流，在当时占有压倒性的优势。这倒引起了我的另一个联想：我们的教内信徒对李叔同的出演《茶花女》、画西洋油画、引用人体模特及创作西洋音乐等津津乐道，讚许他是艺术界的绝世天才，以至于后来成为弘一法师的李叔同怎幺看都披蒙上了传奇色彩。然而若论对美术史、艺术史、思想史的贡献，两人的高下自明。我这里并非拿吕澄来贬低李叔同，只是想说弘一法师并没有想像的那样“各个领域都达到了别人不能企及的高度” ，作为一个法师也不该有那幺浓重的神话色彩。一九一八年，欧阳渐欲在刻经处筹办“支那内学院” ，吕澄应其邀请，到金陵刻经处研究部工作，协助竟无先生筹建支那内学院。从此以后，吕澄悉废原有旧学，专心佛学研究，终生不逾。一九二二年，支那内学院成立，欧阳渐为院长，吕澄任学务处主任。因吕澄字秋子，欧阳渐尝称他为“鹙子” ，鹙子是释迦牟尼佛座下“智慧第一”的弟子舍利弗的华言译名，由此可见欧阳大师对吕澄的倚重。欧阳渐曾说：“先师咐嘱渐十余年来，得超敏缜密之秋一可以整理，得笃实宽裕之黄树因可以推广，吾其庶几乎！”支那内学院刊印的《藏要》和其他各种佛典，是汉语佛教界迄今校勘最为精善的佛典版本，是内学院对近现代佛学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这一工作是由竟无先生髮起、主持的，他亲自为其中的二十多种经论写了极有学术价值的序言，而各经论的校勘工作，则委託给了吕澄。《藏要》的校勘、出版，吕先生出力最多，贡献最大。诚如竟无先生所说的：“若夫继往开来之事，共建邦家之基，住宁二十五年不出户庭，蛩巨不离者，有吕秋一，《藏要》成，教义明，图书聚，修绠得。”（《经版图书展览缘起》）除行政教学工作外，吕澄还从事了大量的基础佛学研究、佛典校勘与经籍整理的工作。这段时期，吕澄撰写《杂阿含经刊定记》、《声明略》、《佛典泛论》、《佛学研究法》、《印度佛教史略》和《因明纲要》。一九二五年，吕澄又协助竟无先生在内学院研究部中创立了“法相大学”部，第一批招生达六十四名之多。吕澄在开学典礼上作重要讲演，阐明创立法相大学之宗旨是求“纯正佛法之全体” ，而“并不拘限于法相一宗” 。一九二六年后，由于“北伐”方酣，支那内学院和当时另一佛学研究重镇武昌佛学院都先后为军队占用而停办，上百多间房舍的金陵刻经处只留下存放经书及日常作息的空间，支那内学院也只剩下吕澄和邱曦明陪侍欧阳渐，继续研究工作。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爆发，未几，战火蔓延到南方。欧阳渐率领部份门人弟子由吕澄护送大批重要资料前往四川，在江津成立支那内学院的“蜀院” 。蜀院并未招生，只是继续着述研究工作。吕澄于处理院务之余，更全心投入学术研究。一九四三年二月，欧阳渐逝世，各方弟子回江津奔丧，门人组织院友会，公推吕澄继任院长，王恩洋等担任院友会理事。吕澄继师遗志，继续办理蜀院，开始聚众讲学。他的授课方式与众不同，他将佛学分成五科（后人称其为“五科佛学”），以毗昙、般若、瑜伽、涅槃、戒律组成内学院院学。这个教学体系涵盖整个印度佛学，可谓近代佛学教学史上的创举。其间曾与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合编《汉藏佛教关係史料集》。在入川以后若干年间，吕澄对梵文、藏文原典的解读，深入堂奥，卓见特出。校勘藏文《摄大乘论》、《因明正理门论》，及梵文《楞伽经》等佛典，并完成若干篇重要学术论文。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翌年“支那内学院”改名为“中国内学院” ，吕澄续掌院务。三年后（一九五二年），该院院友会决议自行停办，自此创立三十余年、有“中国第一佛学院”之称的支那内学院宣告解散。一九五三年， “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成立，作为发起人之一的吕澄被选为常务理事。两年后，斯里兰卡佛教徒为纪念佛陀涅槃二千五百年，发起编纂《英文佛教百科全书》，邀请各国佛教学者合作。中国佛教协会当即成立“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 ，推举赵朴初为主编，吕澄任副主编，聘请国内佛教学者撰稿，吕澄同时还编撰了百万字的《中国佛教》。《英文佛教百科全书》成书后，世界佛教界公认中国佛教部分的稿件水平最高，为中国赢得了国际荣誉。一九五六年，吕澄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兼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一九六一年，受科学部委託，吕澄在南京开办一个为期五年的佛学班，开设“中国佛学”和“印度佛学”两门课程，后整理讲课笔记，辑成《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印度佛学源流略讲》、《因明入正理论讲解》等书。一九六二年，吕澄在整理佛典、编辑《藏要》的过程中意识到以往旧版《大藏经》存在着不少问题，遂发愿编辑出版一部超过中外历代《大藏经》水平的《中华汉文大藏经》。翌年即开始编写《新编汉文大藏经录》，它是吕澄数十年读经的心血结晶，不只将经籍内容分类，还勘同出一百七十七部佛籍，历时三年完成。后因大陆“文化大革命”开始，编印藏经的弘传计画被迫中止，如斯伟业，竟亏一篑。一九六六年，受“文革”冲击，佛学班停办，多年研究成果资料亦散失殆尽。七十一岁的吕澄遂避居江苏故居，后再迁于北京清华园，直至一九八九年七月逝世，这三十多年间形同退隐，不曾再有佛学着述问世。如今，在中国大陆佛教界内部，吕澄的着作与“涉嫌封建迷信、邪教、伪经伪书、混淆知见的书籍”并列，禁止其在教内印刷和流通成为“维护正法”的一种标记。遗忘吕澄，是当今汉语佛学界最严重的缺憾。吕澄毕生的佛学研究，就是为佛法正本清源。在与之相关的纯文献意义上的佛学研究中，最重要也是最关键的，是“佛经堪同”和“佛经辨伪” ，吕先生一人勘同出一百七十七部佛籍，在佛学史上旷古未有，当今佛学界没有不採纳他的堪同成果的！然而他在佛经辨伪方面的成就，却引起了巨大争议，以至于遭到教界的冷淡或拒绝。吕澄的专着引起教内强烈反映的主要原因，看来并非缘于学术观点不同——在学术思想界一直有对佛教不利的观点和专着（尤其是在极左的意识形态下），比如范文澜的《唐代佛教》、胡适的禅宗研究（他完全否认六祖惠能的历史地位，而将神会抬得无以复加）和他对《虚云和尚年谱》的置疑等，也并没有没有使得教内那幺群情愤涌。难道是吕澄的居士身份才引起了如此大的争议？至今学界和教界都对吕澄的居士身份表示认同，所以，吕澄的佛学成就并不是出自那些标榜“学术中立”的纯粹学者之手，而是中国佛教内部的信仰者对于自身所处教义的全面反省。因此，我们不能单纯地视之为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正因为吕澄的居士身份使教内异议者备感尴尬，所以攻击他的人有意迴避他的信仰者身份，说他只是一个囿于考据的学者而已，没有什幺佛教信仰，但是吕澄曾向他的重要论争对象熊十力表示，他“所得者，心教交参，千锤百鍊” ，绝非熊氏想像的“治经论”三字便可了事。我们必须认识到：孤立和封闭吕澄，并不能就此将他的佛学思想束之高阁或弃之如敝履，佛教界必须改变目前暧昧不明的态度，正视、直面吕澄留下的佛学遗产。主要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