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古渡，英雄迟暮——吴佩孚的最后一战吴佩孚中国之最( 二 ) _吴佩孚中国之最

此时正值玉帅的高光时刻：1920年在直皖战争中迫使皖系首领段祺瑞下台，1921年占据湖广成为两湖巡阅使，1922年在第一次直奉大战中完胜奉军，成为北洋军阀首领。甫满半百的他于1924年9月8日成为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首位中国人，封面副题写的是：
GeneralWu,BiggestmaninChina——吴将军，中国第一强人
当时谁也没有料到，从“第一强人”到凄凉蜀道，吴佩孚只走了不到3年。
吴佩孚是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首位中国人。（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当代关圣的性格分析吴佩孚素以关圣为楷模，除了其“战神”风范令各路诸侯景仰之外，他也具备了关二爷的各项性格缺陷，并且同样于极盛之巅骤然跌落，兵败垂成。
一是用人失察。第一次直奉大战惨败后两年，卧薪尝胆的奉军卷土重来，与吴佩孚二十万大军激战于山海关。紧要关头，直系将领冯玉祥与奉系张作霖、皖系段祺瑞密约，从古北口前线秘密回师北京发动政变，侧翼奉军趁虚而入，截断直军后路，致使吴佩孚编练多年的主力部队丧失殆尽，统一全国、安内攘外的雄心化为泡影。
这正如关羽所用非人，轻易丧失荆州大本营，遭吴军截断归路，主力部队迅速溃散，以致北上收复中原的雄心化为泡影。
二是固执己见。冯玉祥的临阵倒戈是吴佩孚戎马生涯中遭遇的最大一场逆袭，玉帅虽然一度东山再起，却再也无法恢复到鼎盛气象。然而此后吴佩孚不顾形势转变，坚持将“叛将”冯玉祥铆定为头号敌人，甚至不惜与奉系摒弃前嫌化敌为友，犯下了战略性错误。尤其是北伐军兴以后，主攻方向直指吴佩孚，值此生死存亡之际，吴佩孚竟然将其主力从两湖调到华北，抢在奉军前面猛攻冯玉祥，执意亲自报仇雪恨，完全混淆了主次。
这正如关羽拒不接受“东和孙权，北拒曹操”的战略方针，在战略和战术上双双藐视东吴政权，既没有把它当作盟友亲密笼络起来，也没有把它当作敌人充分重视起来，最终于强弩之末挨了脊背上重重一刀。
三是孤傲自大。吴佩孚在山海关可谓丢光了老本，虽然下野一年后就受邀出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重新掌握了湖北、河南两省军政大权，但这是直系后起之秀孙传芳折冲斡旋的结果。孙传芳的用意在于团结重振直系势力，将奉军赶回关外，扶植吴佩孚重新出山只是借助他的武威和声望为己方壮声势而已。而吴佩孚无视时移世易，率领着一班各怀异心的二流部队，仍沉浸在雄姿英发、天下布武的人设之中，过高估计了己方战力，结果首先顿兵于冯玉祥西北军的深沟高垒前，随后千里奔袭，回援湖北前线，又被北伐军连续击溃于汀泗桥、贺胜桥，“战神”光环彻底破灭，一溃千里。
这正如关羽自视过高，发荆州全力围攻樊城而不下，主力部队被曹仁的偏师与徐晃的新兵牵制于鄂北，结果后院起火失去了后勤补给，又不甘保存兵力撤至东三郡或宜都山区徐图后举，反而企图长途奔袭收复失地，结果部队土崩瓦解，也是“战神”光环彻底破灭，一溃千里。
间隔一千七百多年的两位“战神”，遭遇之相近，令人扼腕。只是关羽率残部止步于入蜀途中，魂归玉泉，而吴佩孚正要率残部渡过襄江，遁入蜀道。

太平古渡的北洋绝响我在太平店渡过襄江，沿吴佩孚的败退之路反向北上，前往邓州的花洲书院。
最近热播的剧集《清平乐》中提及宋仁宗时代夭折的庆历新政，花洲书院便是主持这场改革的北宋名臣范仲淹在新政失败后谪守邓州时创办的学堂。范仲淹有位挚友叫滕子京，同样因庆历新政被贬到了今天的岳阳，在洞庭湖边修建楼堂馆所，函请范仲淹作文以记之。范仲淹便在花洲书院中脑补千里之外的“巴陵胜状”，自抒“去国怀乡”之幽情，并在文末壮怀激烈，慨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就是脍炙人口的《岳阳楼记》。

悠悠古渡，英雄迟暮——吴佩孚的最后一战 吴佩孚中国之最(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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