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琬( 二 ) _生活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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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士英同时，她作为与两个云贵总督有密切联繫（一是父亲、二是丈夫）的女性，在清代云南历史的研究中更是属于一块没有开垦的处女地。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记载她事迹的史料内容大多简单且相似；二是高其倬虽然对清代云南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但一直没有人对此进行专门研究，也就没有注意到这位站在高其倬身后的“闺中良友” 。本文仅依据有限的史料，对这位曾经“闻名”，却又在当今“无闻”的女性的生平事略作一简单述论。一．系出名门清莲出泥蔡琬，字季玉，辽阳人，汉军正白旗，生卒年不详，清朝绥远将军、平“三藩之乱”的名臣蔡毓荣之女。其母八面观音曾是吴三桂的宠姬之一，“与圆圆（陈圆圆）同称国色，吴亡归毓荣，生婉” 。王堷荀《听雨楼随笔》说：“八面观音尤为明艳，将军（按：指蔡毓荣）平吴得之，生女名琬。”后蔡毓荣获罪充军的原因之一就是“隐匿应官妇女即徇纵逆党状” 。蔡琬特殊的家庭环境对她的成长产生了巨大影响：蔡毓荣是清漕运总督蔡士英次子，汉军正白旗人，初籍锦州，授佐领兼刑部郎中，三藩之乱爆发后，任绥远将军，战功卓着。为恢复和发展平叛后满目苍萸的云南社会经济、稳定清政府在云南的统治，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对云南社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最后改任仓场总督侍郎，年底因罪解职，后赦还，出家遁入空门。他辉煌的战功和不幸结局，在蔡婉心中造成很大创伤，后来她的诗文多为追怀父亲战功之作，充满了功在人亡的感伤之情。琬兄蔡珽为尚书，在雍正朝时与侍郎李穆堂、侍御谢梅庄“以名节相砥砺，为田文镜所构，下狱几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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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毓荣南征图卷局部因此，身为朝廷命吏的父兄所具有的文化底蕴和作为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所拥有的宏阔胸怀和气度，不仅让童年的蔡琬有了一个良好文化教育环境，史书称其“濡染家学，博极群书”，“无书不读”，张裕荦、筑涧在评价《蕴真轩诗钞》时，曾有“喜读书有过人之识者，此类是也”的称道，也使她养成了宽宏豪迈的性格。但父亲获罪，家运突变，使她的生活发生了较大改变，对其性格和心理成长造成了较大影响，在豪迈中又渗入了坚强和刚毅，在诗词中表现出了一种封建女子少有的恢弘气势和柔中见刚的诗风，拥有了“古丈夫遗风”的讚誉，也使她在婚后的家庭生活和高其倬起伏多变的政治生活中从容自如，在夫贵妻荣的封建社会中表现出了一名妻子对名利和宦途沉浮的淡泊，从而使她作为一名女诗人的性格特徵更加突出和丰满。母亲的曲折经历也对蔡琬产生了较大影响。八面观音是明末清初有名的艺妓，曾是明末礼部侍郎李明睿家的名妓，后随吴三桂并因美貌和善于歌舞而得宠，吴亡后又随蔡毓荣。这在中国正统的封建礼教中，母亲的出身是不为名门大族所容忍的。但蔡琬从母亲的经历中学到了另一种品行：一是随遇而安，二是积极向学，在学习中陶冶了政治涵养、思想和超凡的见识，在有关的史籍中多有“明艳娴雅，淹贯群书”和“夫人无书不读”等记载。后来她相夫教子、守礼教、诗文留名，走出了一条与母亲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时人誉为“出泥清莲”，即闵尔昌《碑传集补》中说的：“君子曰：琬之母，一吴家姬耳，而生女贤明若此，可谓出淤泥不染者矣。诗曰：倭倭佗佗，如山如河，世有之焉。”总之，蔡琬的家庭环境对她的成长和性格的形成产生了较大影响，为她在婚后的家庭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和诗词上形成独特的风格及取得巨大的成就奠定了良好基础，从而使她扮演了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生活中罕见的、集贤妻良母与才女于一身的角色，成为封建时代的杰出女性之一。二．总督夫人内助有方蔡琬母亲的出身和在蔡家的地位，使她的地位略显逊色。因为她是作为高其倬的“继室”而嫁入高家的，虽然这并不影响她在高家的地位和在高其倬的政治和家庭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她被诰封为一品夫人，王堷荀《听雨楼随笔》也说：蔡琬“嫁高文良公其倬，才德兼擅。”因高其倬为官清廉、且又常在管辖地区有灾情发生时率先捐助，致使家庭生活与一般的官员行比，显得贫蔽不堪，在这种情况下，蔡琬的贤妻形象就表现得更为完美，高其倬《寄内》诗有“无计怜贫病，亲衰赖汝贤”、《行役晓发》诗有“家品万事乏，供馈倚病妻。嫁衣典已尽，不复余襜帏。男儿羞低颜，舍子将语谁？”的句子，表达了他对贤妻的无限深情和谢意。在高其倬任云贵总督时，其《霑益驿楼雨夜寄内》诗中，有“百般相思又秋来，鹿门旧约仍虚掷，何日云梨手共栽？”的句子，表达了这位封疆大吏对妻子的相思与柔情。但蔡琬的“继室”地位与婚后的和谐生活，使得他们在中国古典的金玉良缘型的婚姻中渗进了一丝遗憾。高其倬在当时的封疆大吏中，以行事谨慎、稳重而闻名，即“章之为人渊深凝重” 。王蕴章《然脂余韵》称：“公卓然孤立，喜愠不见于色”，清代一则名为“高其倬柔奸”的逸事，也可从以个侧面看出高其倬性格之一斑。对日常政事尚且如此，给皇帝的奏疏就更使他在措辞行文上慎之又慎，何况他还在雍正元年（1723）任云贵总督时，由于在奏疏中误以“大将军”与“皇上”并写（高其倬原折上把“圣主”双抬，允禵的称号“大将军王”抬一格）而被“革职留任” 。而蔡琬对政治又有浓厚的兴趣，且极有思想和见地，即《清史稿》等史籍称讚的“谙政事”或“谙于政治” 。作为一位“诗词之外，兼通政术”的杰出女性，当时的人就给她以很高评价：“夫人才识过人，鱼轩所至，几半天下。”因此，这位才华横溢、颇有见地的女子嫁入高家以后，自然而然地充当了丈夫的贤内助，并很快在丈夫的政治生活中显示出了她的不凡，在高其倬的有关史籍中常见到“文良公名重一时，奏疏移檄，与夫人商定”，“奏疏移檄等项，每与商酌定稿”，“文良敭历中外，奏疏文檄，出自闺中者居多”等等的记载。虽然我们对高其倬与蔡琬“商酌定稿”的具体经过或详情不得而知，但经过蔡琬“手裁”的奏疏，每每赢得雍正帝的称讚和夸奖。翻开《雍正朱批上谕·高其倬卷》，在涉及一些政事的看法及措辞上，常见“好”、“斯论通极是极”、“甚好”、“甚是”等朱批，即“每奏事，天语褒嘉” 。在这种夫妇相谐的生活历程中，蔡琬逐渐成为高其倬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闺中良友” 。在高其倬官运顺通的时候如此，在其仕途不顺的时候更是如此。尤其是高其倬在雍正晚期的仕途逆境中，蔡琬作为“闺中良友”的价值就显得更为重要和突出。因高其倬为官常代属下受过，即“治事勤与人恕，属吏有才者，往往代为受过，累任盘错，不喜功、不酿乱，所至人鹹怀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