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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贞石刻像王世贞在文学理论方面明确提到了复古主张 。《艺苑卮言》集中了王世贞对复古理论的提倡和一些具体看法 。《艺苑卮言》是体现“后七子”诗文理论的重要着作,是这一流派的理论依託 。面对文坛萎靡现象,王世贞曾指出:“盛唐之于诗也,其气完,其声铿而平,其色雅而丽,其力沉而雄,其意融而无迹,故曰盛唐其则也 。今之操觚者,日晓晓焉,窃元和长庆之余似而祖述之,气则漓矣,意纤然露矣,歌之无声也,目之无色也,按之无力也,彼犹不自悔悟,而且高举而阔视,曰:吾何以盛唐为哉?”这一理论与《艺苑卮言》中的文学主张一脉相承 。王世贞通过这句话充分说明了为什幺要以盛唐为学习的标準,就是因为盛唐诗歌气象雄浑、辞色雅丽,意蕴悠长,符合了诗歌审美的所有特徵,所以,盛唐诗歌当仁不让地成了诗人学习的典範 。王世贞推崇作诗要效法盛唐,但他的最高诗歌理想是汉魏古诗的自然质朴 。他指出:“西京、建安,似非琢磨能到 。要在专习,凝领久之,神与境会,忽然而来,浑然而就,无歧级可寻,无声色可指 。这句话指出了汉魏诗歌的不可模仿,以及其浑然而来,毫无雕琢的天然创作过程,可见王世贞在具体诗歌创作中独到而精準的眼光 。王世贞对不良文风给予了严厉的指责,在《艺苑卮言》中多次提到了自己对宋代诗风的不满,他很重视诗欣的纯文学性,在谈及对乐府诗的拟作时提出:“近事毋俗,近情毋纤 。拙不露态,巧不露痕 。宁近无远,宁朴无虚 。有分格,有来委,有实境 。一涉议论,便是鬼道 。”谈及七言律诗的取材时,他指出:“勿偏枯,勿求理,勿搜僻.勿用六朝强造语,勿用大曆以后事 。此诗家魔障,慎之慎之 。”王世贞把这种忽略诗欣文学性的写作方法称为“鬼道”、“诗家魔障”,从其描述的严重程度可见,王世贞对宋代诗歌重视说理、重视才学.在语言上用功的流弊的批判非常严厉 。明代以来,僵化平庸的台阁体,以诗论道的道学体,以及摸拟抄袭前人的拟古派先后充斥于诗坛,造成了诗坛一股不小的萎靡风气.他们的共同缺点就是虚假抄袭、缺乏真情实感 。所以.王世贞提出了“真情说’,这一说法在纠正当时诗人普边存在的虚假文风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王世贞不仅在文学理论方面为“后七子”,乃至后人起到了导夫先路的作用 。他具体的文学创作也成为了人们争相学习的典範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自世贞之集出,学者遂剽窃世贞 。故艾南英《天佣子集》有曰:后生小子不必读书,不必作文,但架上有前后《四部稿》,每遇应酬,顷刻裁割,便可成篇 。骤读之无不浓田鲜华、约烂夺目,细案之一腐套耳’云云 。其指陈流弊,可谓切矣 。”虽然,这一评价对王世贞来说是负面的,有失偏颇的 。但是,从另一侧面可以看出,王世贞在当时文坛的重要影响 。可想而知,他所提到的复古说在当时文人中所产生的影响 。可以说,仅《弇州山人四部稿》、《弇州山人续移》、《艺苑卮言》就足以奠定王世贞卓越的文学地位 。因为他在这些作品中表现出了自己驾驭不同体裁作品的才能,足以成为后世的典範 。戏曲研究此外,王世贞对戏曲也有研究 。他的曲论见于《艺苑卮言》的附录,后人摘出单刻行世,题曰《曲藻》 。王世贞已较深刻地认识到戏曲艺术的美学特点,“不唯其琢句之工,使事之美”,而关键在于“体贴人情,委曲必尽;描写物态,仿佛如生;问答之际,了不见扭造,所以佳耳 。至于腔调微有未谐,譬如见锺、王迹,不得其合处,当精思以求诣,不当执末以议本也 。”由此出发,他认为戏曲成功与否首先在于是否“动人” 。他称赏《荆钗记》,因为它“近俗而时动人”;他批评《香囊记》,因为它“近雅而不动人” 。这是他戏曲观的精华处 。《曲藻》在引述前人曲论时,或赞成,或驳难,都颇精当 。书法造诣王世贞是吴门地区杰出的书画鉴藏家,他与众多的文人书画家都有很深的交游 。就书法而言,他的篆隶书学观极力推崇文徵明和其弟子的书法,对前代书家有所鄙薄;其篆隶书学观虽有偏颇,但在篆隶创作式微的明代,他对篆隶的鉴赏和品评弥足珍贵,对后世篆隶创作和品评的兴起不无裨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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