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令如烟 _生活百科

禁令如烟【禁令如烟】禁令如烟是指5年前,我国签署《菸草控制框架公约》,承诺2011年1月9日前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室内工作场所实现100%禁菸。然而，在禁菸令实施过程中，相关部门谈论控烟，首先想到的是维护部门利益；菸草企业谈论控烟，首先想到的是不能影响企业效益；吸菸人群谈论控烟，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吸菸的权利“神圣不能侵犯” 。因此，禁菸承诺恐要落空。禁菸令就像过眼烟云一样不痛不痒的在人们眼中消失了。
基本介绍中文名：禁令如烟
时间：2011年1月9日
词性：名词
类型：菸民
惊人数字据世卫组织统计，全球目前有菸民约13亿人，每年约有500万人死于和菸草有关的疾病。菸草已成为继高血压之后的第二号杀手。我国吸菸者约有3.5亿，每年死于吸菸相关疾病者近100万人，约占全部死亡人数的12%，超过因爱滋病、肺结核、交通事故以及自杀死亡人数的总和。2002年，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菸率为35.8%，按照这个吸菸率，仅参照人口增长，到2030年，我国吸菸人群将增至4.3亿左右。禁令成空文五年没开成一张罚单。早在2005年，武汉市就曾发布《公共场所禁止吸菸规定》，明确规定了八类禁止吸菸的公共场所，对不执行规定的单位，可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武汉市卫生局爱卫办主任吴风波直言，因执法人员和执法力度不足，5年来未开出一张罚单，“禁菸令”成为一纸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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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半个月前，菱角湖万达广场，一名保全因制止一位顾客吸菸，招来吸菸者一记耳光。事后，这名吸菸男子邀约9人捅伤7名保全后逃走。而在2010年8月中旬，武汉真爱妇科医院控烟监督员何某在劝阻一名在大厅吸菸的患者家属时，被这名年轻男子打了十多个耳光。吴风波说，由于缺乏理解和有效的手段，口头劝阻经常引发纠纷甚至被打，禁菸工作比较艰难。探因禁菸难我国尚无一部禁菸法律。武汉市政府参事郑友德介绍，他与另一位参事杨叔子曾经过数月调查，总结出禁菸困难的五大原因：一是公共场所禁菸所在单位或部门缺乏自律，几无监管；二是作为行政主管部门的卫生部门，执法人员和执法力度不足；三是执法主体不明确，没有专门的执法队伍及监督检查机构；四是武汉市禁菸规定缺乏可操作性的实施细则；五是禁菸规定宣传力度不够。“吸菸者享有吸菸自由和吸菸权，同时要履行不得对不吸菸者造成危害的义务；而不吸菸者也享有免受二手菸危害的自由和权利。”郑友德介绍，德国2007年9月1日全面实施《制止被动吸菸危害法》，目前，我国尚无一部专门针对公共场所禁菸的法律，北京、上海、杭州等150个城市和地区虽说都颁布了公共场所禁菸规定，但都因种种原因有规难行。卫生部：纯属“误读”按照世界卫生组织《菸草控制框架公约》履约要求，“自2011年1月起，我国应当在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公共运输工具和其他可能的室外工作场所完全禁止吸菸” 。2010年5月，这一讯息轰动全国，随后，卫生部有关人士出面称，纯属“误读”，这只是“世界卫生组织《菸草控制框架公约》的要求”，并没有成为我国国内法律法规的规定。这位人士说，签署公约，表明是往这个方向努力。为做好控烟履约工作，全国医疗系统将于2011年实现全面禁菸。《菸草控制框架公约》是由世界卫生组织主持制定的第一部全球性公约，于2003年5月21日在第五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上通过，并于2005年2月27日生效。中国政府积极参与了《菸草控制框架公约》的缔结过程，于2003年11月10日签署了公约，是第77个签约国。我国于2005年10月11日正式向联合国交存了公约批准书，90天后该公约在我国生效。济南将重修“禁菸令”1996年，济南市出台实施了《济南市公共场所禁止吸菸的规定》，此后于2001年进行了修订。其中明确规定体育馆、影剧院、图书馆、託儿所、中国小、医疗机构、电梯间和公共运输工具等九大类公共场所禁止吸菸。至今，“禁菸令”已经历经15年。然而，济南市卫生局有关人士说，这些年卫生主管部门对于公共场所抽菸者主要採取劝说、教育的方式，进行行政处罚的寥寥无几。据悉，济南“禁菸令”面临再度修订，规定的可操作性、主管部门和监管部门的责任将进一步明晰。相关评论目前，我国每年归因于菸草死亡的人数约为120万，而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飙升至350万。昨天，中外专家关于中国菸草使用与菸草控制联合评估报告《控烟与中国未来》在京发布。报告指出，以百分制评价我国对世界卫生组织《菸草控制框架公约》关键政策的执行情况，我国平均得分仅为37.3分。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履约情况处在100多个公约缔约国的最末几名。在我国，对于大多数国人来说，听惯了“世界第一高楼”、“世界上最豪华的酒店”这样的高谈阔论，麻醉于“无与伦比”、“美轮美奂”这样的讚赏颂扬，沉迷在“任何小事乘以13亿都振奋人心”这样的美好愿景，冷不丁地听说中国没有完全履行承诺，或许会感到唐突和疑惑。不过，如果告诉你这件事情是“控烟”，想必应该“了然”了。深究控烟承诺“爽约”的原因，自然首先就必须提到“利益”二字。一方面，菸草业不仅是一些地方的支柱性产业、“上缴利税大户”，而且吸纳了大量的社会就业人员，还带动了相关上下游产业链的发展；另一方面，由8部委组成的《菸草控制框架公约》履约工作部际领导小组的组长为工信部，但该部既是主导部门，又管理着国家菸草专卖局，“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 。这就不难理解，任何控烟、禁菸的政策，都会“牵一髮而动全身”，阻力重重。另外，还不得不提到那个耳熟能详的词语——“国情” 。在菸酒文化盛行的国度，抽好烟、喝好酒、坐好车是身份的象徵，是权利的象徵，是富贵的象徵。送礼需要菸酒，联络感情需要菸酒，任何事都离不开它们。而且从日常生活来看，社会上对于菸草的态度，很像是我们大多数人对自己身体健康的态度。所有的人都知道吸菸有害健康、“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但在生活中，健康可以为所有的事——工作、学习、娱乐让路。更重要的，一直以来国民都欠缺“公民”意识。相关部门谈论控烟，首先想到的是维护部门利益；菸草企业谈论控烟，首先想到的是不能影响企业效益；吸菸人群谈论控烟，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吸菸的权利“神圣不能侵犯” 。从早年的只讲奉献，不求索取，到现在只看自己，不顾别人，对社会、民族的信託责任就在这种利益的博弈中一点点消弭。网路上有人总结了“中国式”道德：自己很浅薄，却要求别人是圣贤；自己很爱钱，却要求别人受清贫；自己很薄情，却要求别人爱动物；自己很媚权，却要求别人恨李刚；自己很奢靡，却要求别人爱地球。进一步说，自己离不开香菸，又谈何控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