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津门官场地震：主和派大臣被大范围贬斥( 三 ) _官场

对奕譞的这份奏折，清廷以内阁复议的形式做出回应后便再无反响。然其象征意义在于，这是醇郡王保守立场的首次公开“亮剑”，且收到不少重臣之抱团附和，故朝中的保守势力终于从皇室中寻觅到领袖人物。因之，立场保守且态度强硬的鹰派已渐趋成型。一旦中西事务上出现大的变故，鹰鸷即展翅出击。
天津教案爆发后不久，时任江苏巡抚的丁日昌曾数度密函恭王，表达对津案看法。丁氏赞同曾国藩“中国现在力量不及，只有曲意求和之一法”的观点，称此“真深识远虑之谈” 。应当说，这符合恭王处理津门事件的思路。
于此之外，丁日昌还预见到围绕此案，朝堂之上必定出现反对声音，故丁力劝恭王为首的决策层“现在事机紧急，守备则万不可缺，至于或战或和，应由宸衷独断，不可为众论所动摇” 。此言堪称发自肺腑。不出其料，主张对外强硬的议论很快甚嚣尘上，盈满枢廷。
政见不同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背后裹挟着由宿怨和利益浇筑而成的冰冷私见。恰如开篇所叙，此际朝廷中已呈两股力量对峙之态。不过打响这场庙堂之争头炮的阵前先锋，却是两名汉人军机：李鸿藻与沈桂芬。李氏本与倭仁、徐桐等人走得甚近，又因之前同文馆风波、丁忧夺情事件，与恭王集团结下旧怨，故其出马反驳情理之中，不必赘言。此处尚需费些笔墨交代一下沈桂芬。沈氏字经笙，载籍顺天宛平，实为江苏吴江人。他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中进士，由翰林升至日讲起居注官，后外放陕甘学政，经数年磨练，在咸丰七年（1857年）即兼任礼部侍郎衔，进入“部长俱乐部” 。若非此后于咸丰八年（1858年）、同治四年（1865年）两度丁忧返乡，其理应先于李鸿藻进入军机。较之书生本色的李氏，沈曾于同治三年出任山西巡抚，经此历练，其门面气局为之大开，“治事精敏，在上前敢言能辨，同官咸服其才” 。同治六年，沈氏起复便径直入值军机，兼任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诸要职，后因其处理洋务之才识深受恭王青睐，被召入总理衙门委以当家大臣重任。寥寥数年，沈占据军机、衙门两大要津，俨然成为南派京官之魁首。
李、沈朝堂交锋，源于御史贾瑚所呈质疑总理衙门偏袒洋人策略的折子。7月17日，李鸿藻与沈桂芬、宝鋆围绕此折，展开激烈辩论。李“谓贾瑚言是，宜有明诏督责；宝、沈皆不以为然” 。两宫认同李之观点，故颁旨明发。沈、宝岂能善罢甘休，又坚称“津民无端杀法国人，直是借端抢掠” 。李又与之力争。既然枢桓之内，宝鋆与沈桂芬乃同一战壕盟友，且背后大树为恭王，故李孤身一人冲锋搏杀，让人看来可谓不智，只会令其形势愈发孤立。然愈是孤立，愈对李氏有利，因一来如此貌似不惜代价的拼争，可积累自己于清流之中的名声与资本，二来唯有如此才能激起醇郡王等鹰派人物的支援。
果如李氏所料，次日奕譞便上折议论津门一案。据翁同龢判断，“醇邸封事，今日特谕恭邸入内看折，恐彼此尚有执持也。”可见双方政见迥异，必在庙堂有一番恶战。7月23日，翁氏看到“醇邸两次折底，极畅达” 。午初二刻，诸王、军机大臣、御前大臣、总理衙门诸臣一同召见于乾清宫西暖阁。“两宫及上南向坐，未垂帘，垂询良久。惇、醇两邸持论侃侃然，恭邸持之坚，卒如曾国藩所请。五刻多始退，汗出沾衣，有跪不能起者。”这番辩论耗时不可谓不久。翁同龢当时在场，他记到：两宫太后先咨询诸人“此事如何措置，我等不得主意” 。惇亲王首奏曰：“曾某亦不得已，惟民为邦本，民心失则天下解体。”醇郡王趁势再添一把旺火，“极言民心宜顺，并天津府县无罪，陈国瑞忠勇可用，并诋及总理衙门照会内有‘天津举事者及大清仇人’之语，斥为失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