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津门官场地震：主和派大臣被大范围贬斥( 二 ) _官场

才疏学浅不可怕，可怕的是才疏学浅却又志向远大。做人贵在自知，既然才能稀松，奕譞自当低调，事实他却反其道而行之。民国掌故名家沃丘仲子曾这般评价奕譞：“仪表俊伟，工骑射，负气敢任事” 。换言之，醇郡王颜值颇高，且心中抱负不小。故眼瞅六哥掌管朝政，奕譞不禁眼睛看得红，心中想得痒，久怀跃跃欲试之念。且在很多具体大政方针上，他又时常认为其兄所为过于软弱，缺失不小，于是渐生不满甚至诋毁之意。众所周知，在同治四年罢黜恭亲王事件中，奕譞从东陵监工现场匆匆赶回，联合皇室宗亲替六哥求情，终保奕訢军机处首席大臣宝座，其表现似颇能反映手足情深。
那奕譞后来为何上书力保恭王，又当怎样解释？其实慈禧打压恭王，无非为了收权，奕譞背后捅刀，就是企图分权，故大姨子与妹夫都是欲从奕訢手中剥离权力归于己有，而不是要彻底搞垮恭王。毕竟当时朝中，尚无人可替代恭王之地位与作用。恰如著名史家郭廷以先生所论：“慈禧以既诛怡亲王载垣等，今又罢黜恭亲王，深虑皇族宗室解体，内外心危”，故“亲藩枢臣群起力争” 。重器敲山，虎已胆裂，七爷目的已成；唇亡齿寒，此等浅理，奕譞心知肚明。
对权力的极度渴望，可令父子相残，兄弟反目，历代宫廷，莫不如此。醇郡王不过老调重弹而已。
鹰派渐成型
不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懂装懂。醇郡王便正坐此弊。
涉外问题，即使搁在当下世界，亦是政府最为棘手之事，何况彼时初入近代的清廷。故身为总理衙门大臣的恭王，每遇一事，皆如履薄冰，战战兢兢。恭王对中外实力对比、局势走向有着较为清醒之认识，故其主张相对理性，凡事以和为贵，徐图自强。然瞅着六哥炙热权位而眼红的奕譞，偏偏又不谙世局，其见识不单固陋，胆子却异于常辈。在天津教案发生一年多前，正值清廷与英法诸国修约之际，早对兄长施政风格腹诽甚久的醇郡王再也按捺不出，递上一份《敬陈管见折》及《驱逐洋人之法六条》，公然与恭王政见立异。开篇奕譞便将矛头指向恭王心腹崇厚，认为其所谓修约意见，“或谓圣德何所不容，或称天主教无异释道，是直非苟安目前，且将袒护洋人，为一己固宠保荣之计，此臣所没齿鄙之，胶固不化者也” 。杀鸡自然是给猴看，点名批完崇厚，奕譞便转话锋于总理衙门数年方针上面。在他看来，洋务运动之所以兴起，“首误于苟且依违，继误于剿抚无定，尤误于内外臣工，情不联属，秉政者既无定见，疆吏将帅亦无所适从” 。基于此判断，醇郡王指出“庚申（1860年）必应和约，现在必应羁縻，将来必应决裂”，故洋务仅是一时权宜，必须勤练兵勇，“一旦翻然决裂，将以天下之兵之民，敌彼蕞尔数国，如越之灭吴，唐之服突厥” 。那么具体如何筹划驱洋计划？奕譞拿出了自己的六条方案：“一、请垂询督抚，以收集思之效也”；“二、请密饬王大臣各抒所见，以济时艰也”；“三、请收民心，以固根本也”；“四、请摈斥异物，以示天下也”；“五、请召见宿将，以备不虞也”；“六、请饬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详查夷人入城数目，以免患伏肘腋也” 。若说一、二、五、六条只是陈词再提，那三四两条则实属不懂世局的荒谬之言。说穿了，奕譞的主张即驱逐洋人，抵制洋货，可知这种天真到只堪发噱的念头，排拒西方现代文明的举动，在彼时皇族及士林中，影响力依旧甚广。
不久，朝廷谕旨内阁集体会商醇郡王所上奏折内容。参与讨论者，有素来仇视洋务的大学士倭仁、吏部尚书朱凤标、刑部尚书瑞常及尚在北京盘亘述职的直隶总督曾国藩。耐人寻味的是，经过一番议论，众人推举曾国藩起草对奕譞奏折的意见书。此折代表了朝中保守力量的立场。同时该文又撰于曾国藩之手，想来其对醇郡王的主张并无太多异议。那向来以胸怀开明、积极洋务面貌示人的曾氏，其实内心深处仍对洋人持仇视态度，否则他应不会对通篇意欲驱逐洋人的奏折保持认同。可见身居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作为士大夫典型代表的曾国藩，其做人与做事存在着巨大反差、矛盾与纠结。而一年后的天津教案，则不啻将他的思想与行动彻底撕裂成两个根本无法弥合的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