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家固然要分文明与野蛮，无论其国别 。更何况在尚无国际规则的“野蛮时代”，贫弱国度里的“古典文明”为人负载而去，无知无识者并不觉得耻辱，而凿佛鬻像的盗贼中，恐也不乏罗宾汉似的侠义之士 。然佛利尔确似这野蛮时代里的文明人，他千里迢迢考察龙门石窟，不带走一砖一像，却在伊河边择了一堆石头，用典雅的木制底座盛出 。河南地方的景色与人物，在他眼里也如田园诗般宁静祥和、朴拙有趣 。不过，关于佛利尔保护中国古都文物的态度，并未得到确实的分析 。汤姆林森（Helen Nebeker Tomlinson）曾疑惑地提出，佛利尔在此问题上有一种矛盾：一方面提倡保护，另一方面又为美国民众继续收购 。王著回避梳理此等收藏上的伦理问题，将之与1912年底启动的“美国考古研究所中国站”计划联系起来，认为佛利尔此举的“宗旨是与中国机构合作，探讨创办中国国家博物馆以及保护中国文物和古迹的课题”，则未免溢美 。
该计划被称为“The American School of Archeology in China”，仿此前美国考古研究院等机构在雅典、罗马、耶路撒冷建立的发掘研究基地，尝试在中国某地设立相似站点，以便利美国及全世界学者学习、研究并深入发掘中国古代文化 。但佛利尔此举，一是遭到平民出身而热心反帝的美国采访人员马克密（Frederic McCormick）“插足”，二是派赴中国考察的代表兰登·华尔纳（Langdon Warner）“不力”，最终不了了之 。“创办中国国家博物馆以及保护中国文物和古迹”，有可能是马克密闯进佛利尔设立的“美国考古学校委员会”时所携带的私货 。不过，佛利尔谦谦君子的形象并未因此受损，因为他从不反对在研究的基础上保护中国古迹古物，哪怕是为中国而保护 。
问题在于，以考古发掘的手段研究中国古代艺术，在二十世纪初年的收藏家眼里，还没有达到“必须”的程度 。影响佛利尔入藏中国玉器的美国汉学家劳佛（Berthold Laufer）曾对即将前往中国且以发掘为工作目标的毕士博透露：佛利尔对发掘的让步程度令人怀疑 。不过，佛利尔逝世后，他选定的馆长罗治（John Ellerton Lodge）利索地聘定毕士博作为助手，开启了上世纪二十年代佛利尔美术馆与中国学者合作发掘的事业，也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形成创造了契机 。
佛利尔艺术画廊
佛利尔本人的意图，是通过美感教育，引导美国民众学会欣赏“这个高度发达文明古国的艺术天赋”，引导美国的设计家与工艺师丰富其图案与材料的处理 。他实在是做到了“美人之美”的程度，其研精覃思与豪迈慷慨，增人遐想 。尽管他说：“和更多的中国人打交道之后，我对他们更加尊重，更有信心 。有朝一日，中国人民会恢复数世纪以前的地位，在众多方面引领世界 。”但这并非他的兴趣所在，这位务实的商业大亨专注于构建一座紧密结实的堡垒，将他一生的辉煌与志业“以适当和低调的方式”永久流传 。
两千年前李斯上秦王《谏逐客书》，历数东西人才、南北瑰宝，无不可用 。试看百年前美国之东亚收藏与中国之科学考古，哪一个不是依托外来文化丰富自身？如今熠熠生辉，均成丰功伟业 。而历数来源，则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无需讳言 。所谓“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 。《美美与共》为我们观察和理解这位美国富商如何运用自己的智慧及财力增进人类各族群间的交流，提供了一个既美且善的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