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方面对中国而言,都并非事不关己 。大规模收购,造成中国古遗址大规模被毁 。大规模被毁,引发中国知识阶层强烈的排外情绪,对古物国有、禁止出口及限制外国人来华考察订定越来越严厉的措施 。而完全依赖“物品”、欠缺田野背景与埋藏信息的艺术史研究,受到中国学者基于研究方法的科学性的严厉批判 。这一点,以最欣赏西方现代学者贡献的李济最具代表性 。他在评论罗樾(Max Loehr)的文章里,讽刺后者不懂中文、完全忽视现代学术可靠和全面的田野资料基础 。而罗樾,正是美国东亚艺术史界的标杆人物 。
近三十年来,美国汉学发展史受到广泛关注,尤以关于十九世纪传教士汉学与二战后“中国学”崛起这两个阶段的成果最为丰硕 。已有研究者指出这一现象的历史成因,就是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尽管汉学已经进入少数美国大学的学科建制中,却仍然依赖欧洲的法、德等国培养相关研究人员,兵微将寡,乏善可陈 。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留华学生增多并辟出新的研究路径,美国汉学才最终步入令世人瞩目的“中国学”阶段 。
这一学术史思路,是基于“汉学”及其后继者“中国学”而言建立的,在那个留华学生主导的时代开启之前,考古学与艺术史领域并不沉寂,甚至可以说相当热闹 。美国公众对中国文化满怀热情,绝不会静待欧洲输出其汉学教育,有识之士早已从“物品”与“艺术”的角度着手,让普通美国人直接接触中国、了解中国 。
对“中国风味”的好奇,由来已久 。从欧洲人大批移居美洲开始,北美的白人便同他们的欧洲亲戚一样,密切注视着亚洲的财富与机遇 。东海岸的美中贸易率先发展,对中国瓷器等稀罕物的消费、理解,受到大西洋商贸圈的影响,处处可见老牌欧洲强国对中国的想象 。但暴增的财富意味着对文化的野心,收藏规模日新月异,创造与垄断新型知识更是美国富裕阶层汲汲所需 。在成功地组建系统培育汉学人才的专业机构——即霍尔基金会支持的哈佛燕京学社——之前,底特律富商佛利尔(Charles Lang Freer)以一已之力,用二十年时间建成美国最受瞩目的东亚古代艺术博物馆,赠与国家,助成美育,推动其国人接触并理解东亚文化 。这一义举虽时隔百年、地隔万里,仍令人不禁为之击节赞叹 。
【查晓英评《美美与共》|佛利尔与中国考古和艺术收藏 历史书中的世界之最】佛利尔
这样的赞叹,出之美国人,由来已久;出之华人,则时日尚短 。古圣训诫说,要“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又说“富而好礼”更佳 。国人似乎钱袋渐鼓,心态便少了些剑拔弩张,开始流露出泰然裕如的意思来 。王伊悠博士的专著《美美与共:佛利尔与中国艺术的故事》,借社会学家费孝通那句名言,就做着这样的心理建设工作 。
王著细致地描述了佛利尔收藏中国古代艺术品的经过:他通过画家惠斯勒理解到的东西文化的交融、调整收藏方向和收购渠道的精明的投资家方式、布局收藏类别与安顿遗产传承的匠心 。与此前研究佛利尔的作品相比,王著更关心佛利尔中国收藏的展开,尤其留意到价格因素在其收藏形成中的重要性,并细致地标出相关藏品的入藏号,以便读者从收藏史的角度,着眼于“物”的形象,而对佛利尔的品味与意识有更真确的了解 。
当佛利尔欣喜地在中国古代艺术品市场中游刃有余之时,中国收藏家,例如周肇祥,便没有这般华贵和雍容 。在他的印象中,民国成立后,北京的琉璃厂更为“拜金”了,因为有头脸的中国文化人变穷了,有钱的外国人生意多了 。而且外国人喜欢石刻造像,在禁止此种古物出境之后,“外人因变计购佛头”,于是洛阳等地的“土人”将佛头凿下卖出,还有的先凿佛头、后运佛身(因残缺而被视为废石,不在禁止之列) 。周肇祥感叹道:“蔑经毁像,魔鬼时代不图于民国新创见之,可悲也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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