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怒江每翻一座山，学校都不同中国之最教案目标( 三 ) _中国之最教案目标

上海市派到怒江州帮扶的小学老师，因为师生比低，很不适应边境小学的工作节奏：课时比上海多3倍，晚上查房到12点多，第二天早上还得上1-4节课。
如今，大城市的中小学也讲究全科教育，要在一道试题里，塞入多个学科的知识，还有的机构开办“体适能”课程，要精准地提高幼儿园、小学阶段的学生运动水平，并在体育课上全程用英语与学生对话。
但这与边境小学的全科教育不一样，前者已经进阶到多学科融合教育，后者更多是在老师稀少、错配的条件下不得已的选择。
在开放二孩、三孩政策以后，一位校长明显感觉到，老师增长的速度明显赶不上学生增长的速度。一所即将扩招的完小，计划把两间老师办公室改造成教室。
“双减”政策开始后，云南省允许一个学生收400元课后服务费，但边境的学生大多家庭条件差，收不了钱，绝大多数学校的课后服务不收钱，反而增加了在职老师的负担。一位教体局工作人员说：“本来老师可以5点下课，现在要课后服务到6点多。”
有些学生跟不上新课标的内容。比如英语课，学生得由傈僳语母语，转变为普通话，再翻译成英语，英语老师上课得花更多时间，先让学生用普通话表达，再用英语说。又比如，很多小学生没有跨出过怒江走出大山，很难理解课本里提到的磁悬浮列车。
不仅是学生，就连老师在大山里待久了，教学质量也在原地踏步。福贡县一所学校好不容易拿到了100多万元的培训费，校长却犯了难，要是组织一波老师外出培训，正常的教学秩序就会受影响。
两个小学老师包揽一个班级的模式，也容易出现问题：如果其中一人请假，或外出培训，另一位老师得从早到晚地上课。一位校长说，以前，外出培训的机会都给了那些边缘的、上不了主科的的老师，但那些老师即使接受培训，回到学校，也无法带动提升教学质量。
下课了，学生在操场上打乒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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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国道是通往怒江大峡谷深处的几个县城最重要的一条路。从我探访的4所学校来看，距离城市越远的边境小学，留守儿童的比例越低，辍学率也低——由于路途遥远，父母大多依赖政府组织务工，靠着政府组织的包车统一外出，学生要出去一趟也麻烦，很少有学生辍学外出打工。
与此同时，这些远离县城的边境小学留不住乡村老师。老师更倾向于在县城附近、交通便利的乡村小学教书。这也是再翻几座山，学校情况不太一样的原因。
这侧面反映出“走出大山”的难度。一位从上海来怒江州挂职的官员说，从他所在的贡山县去一趟昆明开会，光在路上就要花两天。
一位父亲说，在生小孩前，他们夫妻俩在深圳打工，每个月能赚8000元，有时能赚1万元。但陆续生下两个孩子后，夫妻俩担心村子里经常有人喝酒、闹事，选择留在村子里的茶叶加工厂，陪伴孩子长大，等到孩子上初中，有自理能力，再外出打工。
他的女儿目前读小学三年级，但这位初中毕业的父亲要帮女儿辅导功课时，也会觉得力不从心，“现在小学的课程越来越难了，我教不明白”，但他决心，只要孩子愿意读书，“想上到什么程度，我一定努力供到什么程度。”他想把孩子推到更远的地方看看，走出大山。
“走出大山”这4个字，反复出现在家长、老师、校长的口中。
一位校长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和怒江州以外的学生一样，考高中，上大学，改变大山里落后的传统观念，而不是只接受了义务教育就回到农村。
一位老师说，他不敢想太遥远的目标，只要学生能走出大山，改变观念，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就很好，但如果学生将来毕业后愿意回到家乡，用自身经历带动更多孩子走出困境，那就最好。

在怒江每翻一座山，学校都不同 中国之最教案目标( 三 )

在怒江每翻一座山，学校都不同中国之最教案目标( 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