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魏晋行书，王羲之开文人书法先河；王献之，“破体”先行者历史上王羲之最高的书法 _历史上王羲之最高的书法

中国书法史上第一个高峰是魏晋，而魏晋之书体代表和最高成就在行书，当然包括行楷和行草

马宗霍先生评价晋人行书时说：“书以晋人为最工，亦以晋人为最盛。晋之书，亦犹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所谓一代之尚也。夷考其故，盖有三焉：一则时接汉魏，诸体悉备，无烦极虑，便可兼通。择要而从，尤易专擅，不独为之华藻也……一则隶奇草圣，笔迹多传，服拟有资，师承匪远，酌其余烈，自得新裁……一则俗好清谈，风流相扇，志轻轩冕，情骛皋壤，机务不以经心，翰墨于是假手，或品极于峰杪，或赏析于毫芒，至乃父子争胜，兄弟竟爽，殚精以赴，疲神靡辞，以此为书，宜其冠绝后古，莫与抗行矣。”这里对帖学的概括是比较全面的。这段比较经典性的论述，多为后世所看重。他的论述阐述了几个重要信息：一是揭示出晋人书法之高妙可与唐诗、宋词相媲美，代表晋代艺术之最高成就；二是论述了晋代书法接汉魏之余烈，后出转精，有所凭依；三是论述了玄学对书法风格的影响，道家思想促成了尚韵的风气；四是反映出当时重视书法的风气。所以，刘熙载评右军书以八字概括“力屈万夫，韵高千古”颇有说服力。魏晋玄学的兴起，追求简约玄淡，超然绝俗之美是其共同的特点。
行书在晋成为最流行的书体，与当时文人士大夫之间以信札互通信息有关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晋代禁碑。既然不许立碑，刻碑的正体使用较少。后世所宝晋人迹，唯有缣和纸两种。而缣和纸又最能体现真书和行书的魅力，相得益彰。而那种大书深刻、古厚渊懿的汉魏风骨，被晋人转化为轻灵曼妙的行草风流。马宗霍评价说：“晋人书以韵胜，以度高。夫韵与度，皆须求之于笔墨之外也。韵从气发，度从骨见，必内有气骨以为之干，然后韵敛而度凝。徒以韵胜，则韵浮于气矣。徒以度高，则度离于骨矣。”马氏已经意识到，晋书尚韵，化实为虚，如果没有内在的“气骨”作底，很容易走向反面，字体华丽绮靡甚至轻佻放肆，而无古代沉潜渊厚之气息。马氏在卷六中提醒后人：“晋书虽工之极，而实卑之始；虽盛之极，而实衰之渐”，可谓洞达之至。这也指出了后世学王羲之徒拟其形而未得其神的病症。魏晋行书书法的特点如下。
一是群体书法世家和书法教育相互促进，尺牍风流成为时尚
魏晋南北朝书法的一个前所未有的特征是家族制。所谓“门阀土族”，指的是那些门高第阔、世代官宦之家，或日“阀阅世家” 。他们享有特权，按等级分配权力，建立了牢固的统治秩序。虽然在社会发展方面起了阻碍作用，但在书法方面却是甚有功劳。许多书法大家出自名门望族，如王羲之家族三代人中就有22名书家著称史册。六朝时期的庾、谢、郗、萧、崔、陆、卢等大家族也出现了许多名家，可谓群星灿烂，蔚为壮观。
与汉末的“草书热”相比，晋代的“行书热”毫不逊色。从东汉以来日渐流行的行书，名家辈出，并形成了承传派系，互相竞争又互相学习，形成了较好的社会风气。而到了两晋时期，“九品中正制”对士族的保护，使这些社会上层累世为官，积累了大量财富，为书法的教育和交流、收藏奠定了物质基础。魏之钟繇“古雅有余，幽深无际”，西晋的卫氏家族“四世家风不坠”，为东晋“二王”的崛起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卫瑾的“草稿书”和钟繇的行书一样，用于书写尺牍，也可以说是“相闻书” 。草书尺牍的渊源最早可追溯到东汉明帝令刘睦“作草书尺牍十首”；曹魏时期文帝命刘虞“通草书” 。楼兰遗址发现的魏晋文书，就有许多草书尺牍。这些现象表明，魏晋时期的士流阶层盛行行草尺牍，用以显示风流和才艺，成为一种时髦的风尚。

也说魏晋行书，王羲之开文人书法先河；王献之，“破体”先行者 历史上王羲之最高的书法

也说魏晋行书，王羲之开文人书法先河；王献之，“破体”先行者历史上王羲之最高的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