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原的小说
对形式的迷恋是一个先锋小说家的存在标记 。但对其他的作家来说,形式是否就不重要呢?多年以来,我们的文学一直强调内容,认为形式仅仅是为内容服务的,没有内容,形式根本不能独立存在 。但在20世纪小说写法的千变万化中,形式往往已经成为内容,或者说形式就是一种内容 。先锋从本质上讲是拒绝现实与主流的,先锋是一种自由,先锋是一种精神 。先锋派小说对现代汉语的结构规律与审美属性的探索达到了一个空前成熟的境地 。但对语言自身的过度迷恋可能也限制了它对超越性世界的关注与表达 。这是一种两难的处境,但真正的大师便是在这两难的处境里有着行走自如的能力 。写作就是一种冒险,规规距距的文字是耐不住岁月的侵蚀的,异端的美才能在历史的长河中被后来者所发现,文学史同时也是发现史 。马原在1984年发表的《拉萨河的女神》确定了他的叙事方式,而1985年的《冈底斯的诱惑》则表明马原的叙事圈套完全圆熟 。马原在《冈底斯的诱惑》里叙述三个不相干的故事,但是在叙述过程中马原极力制造这三个故事是有内在相互联系的某种假象,显然,这种“联系”使人觉得其中隐含着某种不可知的秘密 。马原叙述过程是制作错觉,他在描写“天葬”的时间,先写到“死亡”,然后绕了一个圈子,使你觉得“天葬”是多么神秘 。而事实上,马原并不直接进入叙述对象的“神秘”,甚至,他对“对象”的具体存在都未必感兴趣,他在意的只是叙述的方式 。与马建被批判的小说《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相比,马原的重心在于如何叙述,而马建则是一种展览式的猎奇,他的小说是以纯粹的性主题撕去了掩盖在人类肉体上的文明遮羞布 。马原一方面专注于他的“叙事圈套”,另一方面却用大量稀奇古怪的经验来填充他的圈套,造成一种反讽的效果 。事实上无论过去多少年,重读马原,譬如重读他的《冈底斯的诱惑》、《西海的无帆船》、《虚构》、《拉萨的小男人》的系列作品 。仍然只能无可奈何地说——它们是当代小说中最令人惊异的小说 。最令人惊异的,是作者的想象力,他的写作技艺,和他的小说所提供的种种可能性 。马原最令人惊异的,是他创造了现代“汉语小说”的一种写法,确立了现代“汉语小说”的一种形式 。而在此之前,这种写法和这种形式,在现代汉语写作中是没有的 。但马原决不仅仅是一种小说形式的开创者,他在艺术上的博大与丰厚也是其它小说家所难以企及的 。马原对自己的小说有着自信而深刻的认识,曾经在一篇七千字的名叫《小说》的文章里,马原用异常明确的文字表达出他的小说观念与小说理论,他对近世世界小说家的评价和对自己的小说的解释 。“我就是哪个叫马原的汉人,我写小说 。”(马原小说《虚构》中的第一句话)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读到这样的句子时感受到的那种简练直接和对于操控一个故事的自信 。那时我就敢肯定,这是一位不错的小说家 。在马原的小说中,我们看到了对传统的经验秩序的强而有力的质询 。通常小说含有故事,阅读一部小说就是追随某种发展 。但马原却拒绝传统的故事讲法,而是以苦心孤诣构造的叙事方式,以无所顾忌的诗性祈祷,为我们这个时代提供了最尖锐的艺术表现方式 。
金庸的小说
二十世纪汉语小说,首推金庸 。金庸并非只是写下了“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十四部武侠小说的那个个别意义上的作者,他还使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派武侠小说的出现成为可能 。金庸确立了新派武侠小说这种话语方式的丰富性与包容性,并影响了古龙、温瑞安、萧逸、卧龙生、诸葛青云等几乎所有的武侠作者 。就此而言,金庸“作为作者的作用超出了他的作品的局限,使某些以他的作品为模式的相象和类似的因素进行循环——各种独特的符号、人物、关系和结构可以纳入其他的作品 。”难怪学者冯其庸把金庸小说誉为“在古往今来的小说结构上,金庸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 。”从小说文本来看,金庸确实是一位自觉追求思想性的武侠小说家,他自己说过:“武侠小说本身是娱乐性的东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 。金庸借武侠小说这种“古代形式”的创作,其实是当代境遇、现代心态的重新书写 。借助于复杂错乱的时序、古代人物的装束与品格,掺合着现代人的孤独、焦灼与渴望,构建出一个怀旧式的侠义之邦 。金庸笔下的武侠世界不同于卢卡奇所美化的希腊式的“史诗世界”,即那个葆有“完整文明”的世界,而是一个多灾多难的破碎世界,带有现代性的创伤记忆 。现代小说的主角是一个“有问题的个人”,是一个寻求者 。然而小说的主角最后可以“瞥视”到意义的光芒,但这光芒却不能穿透现实,改变现实 。具体到金庸的作品,它所呈现的是一个“有问题的个人”遭遇一个有问题的世界:《书剑恩仇录》是恢复汉室江山的使命与陈家洛个人情感的冲撞;在《雪山飞狐》以及“射雕三部曲”是雪洗父仇、个人成长的艰难历程 。学者陈平原认为:“武侠小说的根本观念在于‘拯救’,‘写梦’与‘圆梦’只是武侠小说的表面形式,内在精神是祈求他人拯救以获得新生和在拯救他人中超越生命的局限性 。”金庸的十四部武侠小说,往往曲折书写并宣泄着乱世情结所深藏的焦灼和不安,它们构成一个纷繁交错的政治空间,以及爱恨交织的情感世界 。这种政治空间以江湖的身份缓缓展开,自成一统,形成兰波所言的“在别处的生活”,以及保罗·利柯所指出的“不仅仅是现实之外的梦境”,是借文学作品“塑造了一个新现实”本身 。然而正如任大小姐所说的那样:“江湖风波险恶”,纵然是“在别处的生活”,依然照耀着现实的血腥影子 。于是乎《天龙八部》里的萧峰厌倦了江湖的暴力、段誉厌倦了杀人的武学,《笑傲江湖》的令狐冲厌倦了对权力的膜拜与痴迷,《连城诀》里的狄云厌倦了金银财宝的贪婪 。他们逃避于宏大叙事的包裹之中,成为试图超越历史、民族、国家的旁观者和局外人,他们最终选择的是个人的自由 。正如葛兆光先生所分析的那样:“他们更注重内心对理想世界的领悟和领悟中得到的快感,而不是外在于人的理想世界本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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