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官员高薪历代罕有为何仍未能养廉？( 二 ) _官员

这就是“事不加旧而用吏至数倍”的奥秘所在。岂止是吏，高俸政策也同样促使官员人数及财政开支激增。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宋冗官冗费》云：“宋开国时，设官分职，尚有定数，其后荐辟之广，恩荫之滥，杂流之猥，祠禄之多，日增月益，遂至不可纪极。”仅以“三班员”(供奉官、左右班殿直)而言，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宋初仅三百人，真宗天禧间已达四千二百余人，而神宗时则多至一万一千余人。由于官吏队伍不断膨胀，国家财政负担也就日益加重。元祐三年(1088年)，户部尚书韩忠彦等向哲宗奏报：“今者文武百官、宗室之蕃，一倍皇祐，四倍景德……而两税、征商、榷酒、山泽之利，比旧无以大过也”，结果就是“大抵一岁天下所收钱谷、金银、币帛等物，未足以支一岁之出” 。至徽宗大观三年，经济形势更加严峻，国库耗竭，以至官俸有难以为继之虞。正如御史中丞张克公抗言：“今官较之元丰已多十倍，国用安得不乏!”
在国家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适当增加官吏俸禄，提高其物质生活，是必要的，是好事，但如果把它作为防贪养廉的手段，认为“禄厚则人知自重”，“高俸以养廉”，这便陷入了认识上的误区。事实证明，北宋的高俸制并没有“养”出官吏们的廉。其实，官吏的廉与贪，主要是由其不同的精神品质、人格追求决定的，而不是由俸禄的多寡“养”成的。在同等俸禄的情况下，往往是廉者自廉，贪者自贪。廉者是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贪者则是利用职权，见利忘义，弃廉耻而苟得，鬼使神差，志在必贪。最显著的事例是在“公用钱”和“职田”上。此制目的本在养廉，对此，廉者尽归公有，贪者则“私以自奉，去则尽入其余”其泾渭竟是如此分明!质言之，以高俸养廉只能是一种善良的、主观的愿望，而把现实中人性的复杂性看得太简单了，乃至误认为廉与贪是俸禄的多寡“养”成的。禄厚，终有止境，而贪官赃吏的欲壑则是无底黑洞，决不是任何厚禄所能填满的;且贪官赃吏既无人格，何来“自重”!对于本来就没有的品质，岂是厚禄所能“养”出来的?
以《宋史》而论，如果以熙宁为界，把北宋划分为前后期的话，便会清楚地看到，后期贪官赃吏大大多于前期，在俸禄成倍往上翻的同时，贪官赃累巨万者亦随之增多，至北宋晚期竟出现了以蔡京等“六贼”为代表的贪官集团，使北宋贪贿肆虐之风达到巅峰，北宋的政治腐败也同时达到了极点，终于导致北宋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