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探陆逊执政时期的法律思想( 二 ) _演义

(三)革除峻法，缓刑慎罚
陆逊认为“科法严峻，下犯者多”，他提倡“缓刑”、“轻刑” 。黄武五年冬十月，“陆逊陈便宜，劝以施德缓刑，宽赋息调”，于是孙权令有司尽写科条。陆逊建议孙权治乱世应当采取多加恩赏的德政措施以安下情，并说“夫峻法严刑，非帝王之隆业;有罚无恕，非怀远之弘规也。”嘉禾六年，孙权下诏要为官员的“奔丧”行为订立科条。将军胡综等人认为，忠孝不能两全，奔丧的官员应处以大辟之刑，“若故违犯，有罪无赦，以杀止杀，行之一人，其后必绝” 。然而，奔丧行为本在道义上就无可责难，即使有罪，亦不至死，这也反映出孙权刑罚的严酷。此后，果有孙吴官吏孟宗违此律，陆逊挺身而出“陈其素行，因为之请”，才使孟宗得减刑。引逊子陆抗之言为佐证：陆抗认为“德均则众者胜寡”，他在议武昌左部督薛莹入狱一事时，指出“罪名未定，大辟以加”的行为不可取，主张“哀怜庶狱，清澄刑纲” 。[3]从中亦能窥见其父思想之一斑。上述引证表明，陆逊在思想和行动中都践行了他“缓刑慎罚”观念。
二、陆逊法律思想的成因分析
(一)官宦世家，学儒之后
【初探陆逊执政时期的法律思想】总体看，陆逊的法律思想服膺于孔孟之道。中国古代，重视家法是世家大族文化所固有的特性。有学者研究认为，吴郡的吴姓世族(主要指张、陆、顾、孔、虞等江南世族)在东汉末年已经受到儒风濡染，成为崇尚经明行修的文化士族，[4]他们将儒学礼教以家学的形式予以传承。
陆逊出生于吴郡一个世代官宦的江东大族，族人都有相当高的文化水平和社会声望。陆氏最早显宦的人是汉高祖时的太中大夫陆贾，[5]但吴郡陆氏却源于陆贾同族的陆烈。陆烈，曾为吴令、豫章太守，其子孙或为渤海太守或为御史中丞。[6]其后有族人陆闳，字子春，“建武中为尚书令” 。陆闳生子陆续，担任郡户曹吏。陆续长、次二子皆为汉吏，其少子陆褒，“力行好学，不慕荣名，连徵不就。”[7]陆褒有子陆康，字季宁，汉末为庐江太守。陆逊少孤，一直由陆康抚养。陆逊的祖父陆纡“敏淑有思学”，为城门校尉。而生父陆骏，“淳懿所怀……官至九江都尉” 。[8]族弟陆绩亦为孙吴郁林太守。陆氏一门，仕宦甚多。至东汉末，官宦世家的陆氏已近四百余年。自西汉董仲舒“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成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朝中文官皆为儒者，春秋经义为断狱之标准。官宦世家把学习儒术作为家法族训。陆逊正出身于这样一个有浓厚儒学氛围的家族环境中。另据史料记载，陆逊祖辈陆续为官时，正值荒年，太守让其赈济灾民，他“悉简阅其民，讯以名氏”，食粥发放无误。东汉末，陆康仕官至郡，立刻将长吏征发来修城的民众遣散，百姓大悦。他素以恩信为治，所在称之。陆康还上疏谏汉灵帝说：“臣闻先王治世，贵在爱民。……哀公增赋，而孔子非之”，[9]他主张省徭薄赋，以宁天下。由此可知：一方面，陆家作为官宦世家，有为其提供儒家教育的经济条件和文化基础。另一方面，陆氏家族的仕官者具有“爱民”、“安民”的族风。陆逊的幼年既受到了良好的儒家思想教育，也在祖辈和族人的“爱民”、“安民”的孔孟政治实践中不断接受着熏陶。
(二)交游儒族，受其影响
陆氏与会稽旧族虞氏等江东士族的交善和学术互动，也是陆逊儒家法律思想形成的外部因素之一。陆逊的幼年生活在庐江，兴平年间(194-195)被族人陆康送回吴郡，此时陆逊不过十一二岁，所以他的法律思想主要还是形成于江东地区。此时期的江东文化不再重武轻文，而是具有儒家的色彩。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许多世家大族子弟，其先祖曾仕宦、游学于京师，接受了儒术经学”，[10]如会稽虞氏。此外，东汉一些经师为官或避祸于吴地，亦使吴人得以面承其训，其中不乏蔡邕这样的今文经学家。与陆氏关系密切的虞氏家族有着深厚的经学传统。虞翻的高祖是汉零陵太守虞光，对孟氏易颇有研究，传至虞翻已历五世。虞翻本人对儒学研究颇深，著有《孝经注》、《春秋外传国语》21卷、《论语注》10卷、《周易注》9卷，还与“意存儒雅”的陆逊族弟陆绩合著了《周易日月变例》6卷。虞翻亦重视礼制，认为“周公制礼以辨上下，……是故尊君卑臣，礼之大司也” 。[11]对虞氏易学的吸取，“使陆氏与江东儒学积淀最为深厚的学门虞氏站到了同一起跑线上” 。[12]除虞氏外，吴郡顾氏也与陆氏相善，两族数有通婚。孙吴丞相顾雍，曾师从东汉精通“五经”的儒学大师蔡邕学习琴书，得其要旨。上述表明，陆氏的友族多具有儒学的家风和传统，在家族间长期交流中，影响潜移默化。可以推测，陆氏友族的儒学家风和传统，特别是与陆逊族弟共研易学的吴吏虞翻，他的经学思想对陆逊儒家法律思想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