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中医存废之争：英国人的大公报率先登报抵制( 二 ) _民国

宣统三年正月上旬，自天津卫生局派往奉天协助治疗鼠疫的梅尼斯医生染疫身亡，外省医生多 “视奉省为畏途”。中医争论开始后，英敛之认为， “争之虚言，不如验之事实” ，提出《大公报》愿提供程礼延聘中医赴东省一试。一些中医黑支持者也纷纷激将。负气的丁子良声称“三五日内商议妥洽，即可见诸实行” ，提出三千聘金、配备日俄翻译、健仆及印机铅字等和西医同等的待遇。英敛之则回信对其大加奚落：“成效未睹，竟欲与各国国家准许之医士平列，不唯鄙人不认其可，恐稍具知识之人皆不认可”。
打赌之事使论战更为升级，二十八日早，天津中医向《大公报》发出函件，要求交出张瑾送官究办，并在天津各报公布所有双方函件。否则将于二月初一日起实行医药两界罢看《大公报》、不在《大公报》上登广告的抵制措施，并保留诉诸法律的权利， “毁人名誉，报律应犯何条，扰乱治安，官府岂能漠视”。
由于两方在社会上都有不少共同的朋友，此时，有不少绅商出面，调停双方息战。二月初二日，众多和事人共同具名发表代论，论及主要当事人丁子良、英敛之的私人交谊，敦促双方和好如初，最后笔战以不了了之收场。
在此之后，陆续仍有人就此事发表文章，对中医存在的价值做较深层次的思考，比如名医徐龄臣等。英敛之和丁子良虽然不再笔战，但还是各自发表过一些东西，继续推广自己的观点。丁子良事后辞去医药研究会会长一职，他在四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承认中医界庸医太多， “一马勺坏一锅汤，所以中医令人看不起者在此，好歹一齐挨骂者亦在于此” ，他坚持中医学可传可法：“要说中国医学无一可取，行医的无一可靠，那也是一偏之见。试想我们中国的病人，每年被庸医耽误死的固然是不少，然而极重极险的病症，以及西医治不好的病症，经中医挽救过来的也很多很多，可见中医的程度诚然不齐，中西的医学也各有所长了”。丁子良认为，医学要发展完善就不能保守，但中国人不可专习西法， “不知自己之长，焉能知人之短，不知自己之短，焉能学人之长，不知己，焉知彼，凡无根底的学识，必无鉴别是非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