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策动辛酉政变之谜：谁是辛酉政变真正的主谋( 二 ) _政变

其二，慈禧策动“奏请垂帘听政”之事，同样令人怀疑。参与奏请的有手握重兵的胜保、大学士周祖培和贾祯、户部尚书沈兆霖、刑部尚书赵光等人，他们均是奕訢的心腹党羽，同慈禧素无瓜葛。显然，无论在人事关系还是在地理阻隔，远在热河的慈禧都不可能对他们进行策动。至于那个率先上疏“垂帘听政”的董元醇，时任山东道监察御史，只是一个地方小官，更与刚从内妾升为太后的慈禧互不相识。他的上疏9月10日发出，14日才急递至热河。而其时，奕訢尚未从热河返抵北京。慈禧受人事和时空条件的限制，断难对“垂帘听政”的奏疏有什么指使。而董元醇是周祖培的门生，他的上疏应该受周祖培的指使。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关于“垂帘听政”的奏疏在提出“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的同时，特别强调“并简近支亲王辅政”，其意显然在于使皇弟恭亲王奕訢掌权。
其三，慈禧与奕訢密谋的最有力之证据，是奕訢与两宫太后于9月5日在热河行宫的一次叔嫂会面。据载，9月5日，奕訢以奔丧为由赶到热河，“值殷奠叩谒梓宫，伏地大恸声彻殿陛，闻者无不泪下，祭毕，太后召见。恭邸请与内廷偕见。不许，遂独对。一时许方出” 。史料价值很高的《热河密札》也透露，奕訢到热河后，曾与太后“独对”一时许。“独对”什么，所载都语焉不详。因此，仅仅根据语焉不详的“独对”情节和其他间接的估计猜测，就推断慈禧与奕訢在那“一时许”的会面中策划了这一政变，不免有证据不足之嫌。
其四，慈禧野心虽大，但羽翼未丰，尚不足担当策动政变的主谋。直到“垂帘听政”之前，几乎所有政变的主要参与者，都难以成为慈禧的心腹党羽，以供其指使策动。与此不同，具备策动政变实力的是业已崛起的奕訢集团。在国际上，英法等国公开支持由奕訢集团取代顽固的肃顺集团，甚至打算用武力来达到目的。在国内，由于肃顺等人在1858年“戊午科场案”和1859年“钞票舞弊案”中搞得士人满狱，士大夫切齿痛恨，如今见肃顺等人受咸丰顾命，人人自危，遂迅速在奕訢周围结成大党。就连僧格林沁这样的统兵大员，也上奏表明他反对肃顺等八大臣的态度。不仅如此，奕訢还因在北京议和期间的成效而频频得分，博得北京官僚层及军界的广泛拥护。反观当时的慈禧，除徒有“太后”之名外，在策动政变的实力上安能望奕訢之项背?据上所述，陈潮指出，慈禧当时既无军队在握，又乏人事关系，且受时空条件的限制，显然没有理由成为策动辛酉政变的主谋。策动辛酉政变的主谋当为奕訢及其心腹密友。他们联合两宫太后，力主皇太后“垂帘听政”，目的是要在向顾命八大臣夺权时，避免“犯上作乱”之嫌。极具权欲而又极其聪明的慈禧，十分愿意地联手参与，并在这一叔嫂联手的政变中被推上了台。可以说，辛酉政变是清朝统治集团权力失衡的必然结局，慈禧通过政变上台却是历史的偶然。历史的偶然性为慈禧专权提供了机遇和舞台。
看过上述两种观点，可以说，要想真正地了解谁是“辛酉政变”政策的策划者，尚需要学术界继续研究与探索，以解开这一历史悬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