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楼藏有“元传国玺”之事在清代影响很广,如清朝末年出任盛京旗务处总办兼盛京内务府总管的金梁曾不止一次的说过,“凤凰楼所藏御宝,相传即太宗得之‘元传国玺’” 。
不过,此事也存在若干令人疑惑之处 。其一,如果“元传国玺”存在,为何乾隆十一年送十宝到凤凰楼不将其一并送来,而要拖到数十年后?其二,乾隆本人性格风雅,酷嗜翰墨,凡其所经无不留题 。他曾经四次东巡盛京,每次都要登临凤凰楼,而且写过七首吟咏此楼风物的诗词,内容方方面面,而对凤凰楼藏有“元传国玺”这件重大的历史掌故却只字不提 。
“元传国玺”印迹确认之后,这个谜题也迎刃而解 。现将凤凰楼制诰之宝与“元传国玺”印迹加以对照,答案自明 。
其一,两玺字迹有别 。以“制”字为例 。前者(凤凰楼制诰之宝)字体的出角为九十度标准直角,后者(“元传国玺”)出角呈弧形 。而且二者在笔画的粗细、字体的结构比例方面也互相不一致 。其他三字诰、之、宝也存在同样的差别 。
其二,边缘粗细有别 。前者边缘的宽度为1.2厘米,后者边缘仅宽0.8厘米 。
其三,印玺大小有别 。前者大小为14.5厘米方直 。后者大小为12.5厘米方直 。
其四,刻工精拙有别,前者字迹刻工粗糙,有刀锋,笔画硬而不匀,显系拙工之作 。后者刀法细腻、均匀、字迹古朴庄重 。
总之,凤凰楼制诰之宝显然是件作伪的鹰品 。乾隆皇帝对“元传国玺”的作伪出于如下原因 。其一,太宗所获之原玺已经不存在 。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公布的《顺治五年许尔安诰命》,这件诰命使用的印玺仍然是“元传国玺”制诰之宝 。而此后颁发的诰命改用满汉合璧制诰之宝 。其次,太宗征察哈尔林丹汗得元传国玺,而建国大清之事事载典谟,是清开国史之大事 。太宗御用旧宝不可缺少此宝,否则,不仅有悖史实,也是对祖宗的不恭,而且也无法向后世交待 。
乾隆伪作“元传国玺”一案隐秘很深,以至从未显露任何破绽 。不过,当事情真象大白于世后,重读他的《交泰殿二十五宝序》关于太宗获“元传国玺”一段话时令人有新的领悟 。如乾隆说:“古有得前代符宝君臣动色矜耀侈为瑞现者 。我太宗文皇帝时获蒙古所传国玺 。容而纳之,初不籍以为受命之符 。由今思之,文皇帝之臣服华夏、重统万世,在德耶?在宝耶?不待智者而知之矣 。”这段话显然有悖史实 。其目的有两点,一为美饰祖宗,再是为其作伪开脱责任埋下伏笔 。
凤凰楼制诰之宝于光绪初年与其他宝玺一起被转移到敬典阁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沙皇俄国侵略军进逼盛京,盛京将军增琪在朝廷授意下,把包括凤凰楼制诰之宝在内的太宗“十宝”、历代圣容、行乐图、御刀以及金条等物,转移至热河行宫 。这件伪“元传国玺”至今下落不明,如果尚存,可能收藏在北京故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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