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时期文字狱：11大案各个带着腥风血雨( 二 ) _文字狱

3、王锡候《字贯》案。王锡候，江西新昌(今宜丰)人，中举后九次会试都落榜，从此他心灰意冷，专心著述，他深感《康熙字典》查检、识证都不容易，于是用数年的功夫，编了一部《字贯》，于乾隆四十年刊成后，被仇家王泷南告发，说他删改《康熙字典》，贬毁圣祖。乾隆一看，该书的《提要?凡例》中有一则教人怎样避讳，即凡有康熙帝名玄烨、雍正帝名胤、乾隆帝名弘等字样时应如何改写以避讳。王锡候所教的方法是完全按官方规定，都用了缺笔处理，以示敬避。可是乾隆还认为该书没有按更严格的避讳方法(如“弘”二字应写成“上一字从弓、从厶，下一字从从日”等)，于是勃然大怒，认为此实“大逆不道”，“罪不容诛” 。王被斩立决，家属按例受株连。江西巡抚满人海成，当初在接到王泷南控告后，立即上报，拟革除王锡候的功名。乾隆认为海成判的太轻，“有眼无珠”，被革职治罪。这个满洲大吏，以前因查缴出禁书8000多册，曾受到乾隆嘉奖，如今一着不慎，便沦为阶下囚。从此以后各省督抚大员及各级官员，遇到这类案件就更加刻意苛求，吹毛求疵，在拟具处理意见时，就宁严勿宽，宁枉勿纵，以免被皇帝加罪。
4、徐述夔的《一柱楼诗集》案。徐为江苏东台县举人，生于康熙中叶，约卒于乾隆二十八年。生前曾著有《一柱楼诗集》，死后十多年，即乾隆四十三年却被仇家蔡嘉树告发，子孙因而获罪。该诗集中有“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与“胡儿”谐音)搁半边”;“清风不识字，何须乱翻书?”等句都被乾隆认为是“叛逆之词”，说“壶儿”是讽刺满人;“清风”一句是指满人没文化。诗集中还有两句，“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明朝”二字本是指明天早晨，意思非常清楚，而乾隆偏说是指“明代”，因此这两句便被说成是怀念明朝。最后判决：徐及其子已死，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徐的两个孙子虽携书自首，但仍以收藏“逆诗”罪论斩。最冤枉的是其族人徐首发和徐成濯兄弟，因二人名字合成是“首发成濯”四个字，乾隆根据《孟子》“牛山之木，若彼濯濯，草木凋零也”，遂认为此二人的名字是诋毁本朝剃发之制，以大逆不道之罪处死。
此前，江苏省布政使陶易曾接到蔡嘉树的告发，陶认为蔡是挟嫌倾陷，令其幕友陆琰批文将此案交扬州府查办。案发后，乾隆对如此处理震怒异常，陶被押解出京，被判斩监候，不久瘐死狱中。陆琰完全是办理上级交的公文，但也被判斩监候，秋后处决。曾为徐的诗文作序的、被认为办案不力的俱被杖一百，或革职或流放。
5、石卓槐，湖北黄梅县监生，在其所著《芥圃诗抄》中，有“大道目以没，谁与相维持”等句。经仇家告发，乾隆批道：“大清主宰天下，焉有大道没落之理，更焉用外人维持?”于乾隆四十五年下令将石凌迟处死。
6、乾隆四十六年，湖北孝感县生员程明湮在读《后汉书?赵壹传》中的五言诗“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句后批道：“古今同慨”四字，被仇家告发为以古讽今，判斩立决。
7、山东省寿光县民魏塾读史时，对一千多年前晋代大夫江统写的《徙戎论》作了一些批注。《徙戎论》针对晋朝时原居住西北的羌、氐族人逐渐迁入中原居住的情况，建议把他们迁徙回原处，以使“戎晋不杂，各得其所” 。此议未被晋政权采纳。魏塾对此加批注，说那时“在朝诸官俱是驽才猪眼，不用江统之论，遂酿成五胡之灾” 。经人告发，乾隆认为五胡、戎狄等都是影射清朝，魏塾因此被判斩立决。
8、江西省德兴县祝庭诤为教儿孙识字并学点历史知识，手写成一本《续三字经》，经人告发，官府查抄，发现该书“于帝王兴废，尤且大加诽谤” 。如写元朝有这样几句：“发披左，衣冠更，难华夏，遍地僧” 。被乾隆认为是影射清朝，“明系隐寓诋清”，结果已故的祝庭诤被开棺戮尸，其子及16岁以上的孙辈均被斩立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