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印度 , 是一个音乐非常发达的国家 , 因此 , 佛教音乐在古印度非常兴盛 。慧皎在《高僧传》中记载大德鸠摩罗什的话说:“天竺国俗 , 甚重文制 , 其宫商体韵 , 以入弦为善 。见佛之仪 , 以歌赞为贵 。经中偈颂 , 皆其式也 。”唐代的义净和尚实地考察之后 , 也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备述“西国礼教 , 盛传赞叹”的情况 。中国现存的佛乐 , 与古印度的佛乐究竟是不是一回事?二者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提到印度佛教音乐传入中国 , 人们便会想到慧皎那屡被引用的论述:“自大教东流 , 乃译文者众 , 而传声盖寡 。良由梵音重复 , 汉语单奇 。若用梵音以咏汉语 , 则声繁而偈迫 , 若用汉曲以咏梵文 , 则韵短而辞长 。是故金言有译 , 梵响无授 。”看来 , 慧皎不但是佛教史家 , 他还深刻地懂得音乐 。他正确地指出了佛教音乐随佛教传入中国后所遇到的难题 。这个难题 , 是一切有辞之乐(声乐曲)在进入另一个语言环境中都要遇到的难题 , 即译词配曲的问题 。慧皎指出 , 假如用绵长、重复的“梵音”来配“单奇”的汉语 , 会出现一个汉字要配合许多音符而使曲调过于“繁复”的现象 。而反之 , 假如用现成的“汉曲”来配合原来的梵文 , 则会出现因曲调过于简短歌词却太长而容纳不下的问题 。但是 , 慧皎“金言有译 , 梵响无授”的结论 , 却未必是定论 。因为音乐是分为“有辞之乐”声乐和“无辞之乐”器乐两种的 , 佛教音乐也不例外 。无辞的“梵响” , 无需去直接配合“金言” , 因此也就不存在慧皎所说的问题 。而有辞的佛曲 , 也并非没有在中国的大地上歌唱过 。
我们先考察一下无辞之乐的佛曲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 , 佛乐的传入中土 , 竟要比中国人将佛教请入中国的时间还早!
最早把佛乐引进中国的人 , 是伟大的旅行家张骞 。《晋书?乐志》中说 , “张博望(张骞封博望侯)入西域 , 传其法于西京 , 惟得摩诃兜勒一曲 。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 , 以为武乐 。”张骞凿空 , 出使西域 , 共有两次 , 第一次是从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到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 , 第二次是在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 , 此时佛教尚未正始传入中国 。[1]当时汉政府的首席音乐家李延年根据这首“胡曲”所创作的“二十八解”武乐——中国汉代最早的军乐——是什么样子 , 我们已不可能知道了 , 但张骞带回的这首乐曲 , 却似乎是一首佛乐 。兜勒 , 应该是人名 。吴支谦译《义足经》中 , 有《兜勒梵志经》品 , 讲兜勒如何从迷信外教而经释迦牟尼点化皈依佛教的故事 。“摩诃”在梵文中是“大”、“伟大”的意思 , 兜勒改变信仰 , 终于变成“摩诃兜勒”(伟大的兜勒) , 似是这首音乐的主题 。这首佛曲大约可以被视为有史可依的传入中国的第一首佛曲 。[2]这首被汉武帝用作军乐的“二十八解”佛曲 , 直到后汉时还用来给边将扬威 , “万人将军”方可使用 。但魏晋以来 , 二十八解不复俱存 , 只能找到《黄鹄》等十曲了 。而到了刘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时 , 已只能慨叹“其辞俱亡”了 。《乐府诗集》第21卷“横吹曲辞”引“解题”说:“汉横吹曲 , 二十八解 , 李延年造 。魏晋以来 , 唯传十曲:一曰《黄鹄》 , 二曰《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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