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失败的启示：面临改革的关键期时要排除万难 _海战

120年前的中日甲午海战，中国人不应该忘记，中国军人更不应该忘记!
，面对日本挑衅频出，中日纷争不断，战鼓由远及近，我们有必要回望当年那场海战，思考一个东方大国海军何以殒殁黄海，导致中国由此衰弱至历史谷底?而那时人所称“蕞尔小国”又何以由此步步紧逼，一再中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今天，我们能否以史无前例的革新进取精神戮力强军，真正穿越近代以来横亘在中国强国强军道路上一道道无形的历史障壁?
三大历史积弊阻碍中国强国强军
1867年，时为曾国藩幕客，极力推动曾国藩兴办洋务、强国强军的赵烈文，私下推断大清国不出50年就会灭亡。曾国藩听了，无奈叹道“我日夜望早死” 。他不愿看到国家“抽心一烂”、“土崩瓦解”的局面。1894年，大清国在甲午海战中惨败，次年被迫签订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泱泱中华从几度威仪万邦，衰落到遭受几乎所有外来列强的欺凌;从当了日本一千多年的先生，衰落到被这个东方“蕞尔小国”打得一败涂地。赵烈文凭什么推断大清国很快会亡?他看到了什么?甲午战败为什么在国内引起比当年鸦片战争还大的震动?中国人反思、省察到了什么?
甲午海战惨败，宣告了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凡30年兴办洋务、致力强国强军的种种努力彻底失败。它以最冷酷的现实，集中暴露出大清国外强中干的极度虚弱性，暴露出阻碍中国救亡图存、强国强军的种种历史积弊。
第一，高层“改革惰性” 。1876年，李鸿章与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有过一次耐人寻味的交谈，他对日本想与东亚传统决裂表示不解，认为日本人以西装换掉古老民族服装是不敬祖先。森有礼却说：“如果我们的祖先还活着，他们无疑会做我们全部做过的事……大约一千年前，他们改穿中国服，因为他们发现中国服比自己原来的穿着要好。”这场关于服装的辩论，反映了两国改革者完全不同的变革取向：森有礼主张变革必须彻底;而李鸿章则坚持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基本立场，说中国决不推行日本式改革，决不用欧俗，只是认为“军器，铁路，电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 。
无疑，“中体西用”嫁接，是一种极不彻底的改革。中国改革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与其说为强国强军提供了一定空间，毋宁说从另一方面，反映了改革派的不利处境，反映了清廷上层反对、拖延全面改革势力的强大。后者政治上极端反动，思想上极度保守落后。当改革与旧制稍有冲触，大小保守派官僚、文人便一拥而上，斥之“以夷变夏”、“乱臣贼子”、“汉奸卖国” 。上层极度缺乏改革共识，使最高当局在看待改革问题上，总体呈现出一种心猿意马、三心二意、一再拖延的“改革惰性” 。这种惰性，致使发展“军器，铁路，电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的工商实业步履维艰，体制变革一误再误。李鸿章虽然组建起亚洲最大、装备先进的北洋舰队，但是，其它配套军事管理体制、作战思想、训练方式等，却远远没有跟上。对此，觊觎中国已久的日本军国主义当局早已全盘掌握，并以此为重要依据加紧筹划对中国开战。
第二，国民“一盘散沙” 。传统中国，朝廷为树立君父权威，建构了一种家(老百姓)对国承担单向伦理义务的社会治理体系。因而，从传统中国历史看，由爱家到爱国，对于百姓来说，存在着一个巨大逻辑断裂：以一姓之家压万姓之家，二者多数情况下互为异己，老百姓的家与一姓王国除了伦理关联，很少有实质性的权益关联，无法结成真正的命运共同体。国破未必(老百姓的)家亡，只是更换王朝姓氏而已，民众不存在把国(朝廷)作为自身利益代表来热爱和捍卫的必然性。这就决定了传统中国内在地存在一种政治性、体制性涣散。若非遇到巨大的国破家亡危机，人们的精神旅途通常归于家而终止，民族魂消散在家的细胞中，无法上升为整体国家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