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6月26日,胡适给孟森一信 。“《太后下嫁考实》大稿送还,承赐先读为快,感谢感谢 。今早别后,车中读此文,至佩先生不轻置信之精神 。惟读后终不免一个感想,即是终未能完全解释‘皇父’之称之理由 。”
随后,孟森回胡适一信 。“惟因摄政王既未婚于太后,设有暧昧,必不称‘皇父’以暴其恶 。故知公然称‘皇父’,既未下嫁,即亦并无暧昧也 。复请再鉴,并示当否?”
以上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北京城里两位学者的通信,现在读来,其彬彬有礼,其翩翩风度,让我们感受到上一代知识分子于“学”和“养”两方面的高度 。不过,胡适之的质疑,孟心史的反诘,对于清初三大疑案之一,清世祖之太后孝庄下嫁摄政王的说法,究竟是有是无,读者还是不得要领 。
其实,太后下嫁之谜,只能有两个答案,非此即彼,非彼即此 。持正方观点者,认为多尔衮极其好色,孝庄为巩固其子福临大位,而以孤孀身份下嫁这位强人,通过婚姻手段,实现政治结盟;持反方观点者,认为异族统治的高压政策,造成满汉民族之间的抗争,那些持不合作态度的文人,那些持抵触情绪的民众,便努力抹黑新兴政权 。恶意丑化多尔衮与孝庄过从甚密的关系,无中生有,制造谣诼 。
孟森是否定论者,否定的理由就是“求其明文则无有也” 。学者重史料,轻传闻;重文字记载,轻口头文学,遂撰文析驳 。对这种“不轻置信”的治学态度,胡适表示“至佩” 。“至佩”是一回事,不因“至佩”而认可孟森的观点,这就是胡适的风格了 。
从顺治四年起,年刚十岁的幼帝福临,对多尔衮的称呼,忽然由“皇叔父摄政王”改为“皇父摄政王”,这是孟森最难自圆其说的 。胡适并非肯定论者,但也不是否定论者,因为在胡看来,孟“终未能完全解释‘皇父’之称之理由” 。
一字之改,兹事体大 。一、顺治早不改,晚不改,半路上想起来改,莫名其妙 。二、孝庄早不嫁,晚不嫁,几年过去了想起来嫁,悖于常理 。三、汉民族,当然也包括满族,对于血缘、血亲、嫡系的父子关系,看得绝对的重,非常的重 。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可以承认另外一个男性,为继父,为养父,或为干爹 。一为父死母嫁,二为同宗继祧,三为结拜干亲 。
对福临来讲:其父皇太极为努尔哈赤第八子,其叔多尔衮为努尔哈赤第十四子,称为叔父摄政王,是顺理成章之事 。孝庄嫁皇太极,孝庄之妹嫁多尔衮,即使改称姨父摄政王,也是说得过去的 。突然间改称为皇父摄政王,明摆着授人以柄,抗清志士张煌言抓住这个伦理上的把柄,有诗损之:“上寿称为合卺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 。”老百姓口中的太后下嫁,绝非空穴来风,而是见诸诏书,相当于那时政府的红头文件,这才沸沸扬扬,成为历史疑案 。
这份公布天下的《顺治五年冬至郊天恩诏》,让努力辟谣的孟森,颇费口舌 。他解释说,因为多尔衮“有大勋劳,宜增加殊礼,以崇功德”,“由报功而来,非由渎伦而来 。”这个“父”,孟森认为“实符古人‘尚父’、‘仲父’之意” 。这种牵强之至的狡辩,休想说服胡适 。父,就是爹,这是国人使用了五千年的惯称,尚父和仲父,顶多也就春秋战国时代不到百年的用语,孟森有大学问,但有大学问的人,未必不乱搅糨糊,未必不强词夺理 。
一个正常思维的人,倘因多尔衮“有大勋劳,宜增加殊礼”,会跪下来叫他一声爹吗?回报大勋,报答大劳,对偌大王朝而言,诸如封侯拜爵,世袭罔替;诸如裂土分茅,莫与之京 。只要想做,只要能做,无论精神上的最高褒奖,无论物质上的最重酬谢,无不说到做到,立刻兑现,足以报答摄政王的不世之功 。只是尊之为“尚父”之“父”,恭之曰“仲父”之“父”,除非多尔衮一时脑残,才不会接受这一份空头人情呢!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顺治的母亲与多尔衮的“叔嫂”关系,改变为“夫妻”关系,由“叔”而成继“父”,“皇父摄政王”才站得住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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