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法上:“饰以无根之言”
李时勉也很准确地抓住了《剪灯新话》善于“修饰”的特点 。这其实是当时评论者的一致结论 。兵部尚书赵羾以及礼部侍郎唐岳均认为《剪灯新话》“虽涉怪奇而善形容”,胡子昂说:“阅先生所述多近代事实,模写情意,酝酿文辞,浓郁绝丽,委蛇曲折,流出肺腑,恍然若目击耳闻,惩劝善恶,妙冠今古,诵之令人感慨沾襟者多矣!”
因为善于修辞,作品写得真实感人 。桂衡读《剪灯新话》的感受是“倏而晴兮忽而雨,悲欲啼兮喜欲舞” 。然李时勉以理学自负,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自然无法理解小说以情动人的艺术魅力 。
思想上:“邪说异端日新月盛”
传统儒学发展之理学,明初已成为国家之指导思想 。李时勉欣赏的是“怀德蕴义、砥行立名之士”,主张文艺为政治服务 。而《剪灯新话》的可贵之处恰恰是对传统儒家的用世理想作了深刻的反省 。
《修文舍人传》篇即是代表 。文中描述一个叫夏颜的文人,执著于自己的著述,希望以此“不与草木同腐”,但是学术不能养家糊口,结果客死润州 。一天,他生前的一个友人遇到他,才知道夏颜在阴司被任命为“修文舍人” 。夏颜大讲阴间的公正无私与人间的黑暗,还委托友人将他生前著述“刻之桐梓,传于好事”,友人答应了 。事后,夏颜非常感谢,“其家祸凶吉福,皆前期报之”,后来还推荐友人接任“修文舍人”一职 。
这篇小说非常耐人寻味,文本表层的意思是以阴间的公正衬托阳间的黑暗,但夏颜后来推荐朋友接任自己官职,而病中的友人仅仅听夏言描述有这么一个官位等着他,便“不复治疗,数日而终”,揭示出儒家的功名意识对一个普通百姓的腐蚀何其深刻!
事实上,由于小说作者生活在元末明初,作品描述了元末江南城镇商业文化的发展对市民的影响,打上了元末特定时代的烙印,流露出与传统不同的思想 。这是身为祭酒的理学家李时勉所不能接受的 。
邻国有多部仿作出现,产生巨大影响
因为遭到禁毁,《剪灯新话》在国内流传比较少,很多中国人都不知道它 。但是,瞿佑、李时勉等人不会想到,这部小说并没有因为遭禁毁而失去应有的魅力 。后来这部遭禁的小说引起了朝鲜李朝人的兴趣,就到大明来把这本小说搞到了,后来又传到日本和越南去了,对亚洲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中国文学传播史上一个罕见的个案 。
当时,朝鲜李朝正在积极倡导学习汉语,而《剪灯新话》写的正是平民化的故事,并且以情见长,文字又非常浅显,让人读了以后非常感动,于是成了他们喜闻乐见的汉语教材 。该国一位文人林芑甚至对该小说作了详细的注解,即《剪灯新话句解》,对小说中的一些汉字的读音、语意进行详细解析,对于一些李朝罕见稀有的动植物、果实等,注释也极为细致 。
朝鲜半岛一开始只知道诗歌、词,不知道还有小说这种文体 。金时习,朝鲜李朝的一位著名作家,模仿《剪灯新话》创作了《金鳌新话》,从此朝鲜半岛有了第一部他们自己的小说 。金时习能把握《剪灯新话》“美如春葩变如云”的艺术魅力,同时又具备一流的文学素养,以瞿佑模式载朝鲜李朝文物,在小说中融入本民族文化和自己的独立思考,揭开了朝鲜文学史的新篇章 。
《剪灯新话》对日本文学的影响也经历了由形式到内容、由外表到精神的渗透过程 。先是翻译,后是创作,由《奇异怪谈集》《伽婢子》到《古今奇谈英草纸》《雨月物语》,均有《剪灯新话》的影子 。
不过《剪灯新话》在日本的流传与接受,也反映出中日两国审美与文化的差异 。沿着瞿佑的轨迹,日本作家上田秋成的思考进一步深入,他的《白峰》客观上肯定了造反精神,肯定了舍弃道德考量的“魔道”精神,形成了别具日本风格的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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