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扰汉朝的最大问题：到底是先富国还是先强兵( 四 ) _富国

如何将经济自由与富国强兵协调起来
然而，徐复观先生对《盐铁论》的评论还是有点缺憾。既然在边郡保持武备是必要的，御史大夫们坚持盐铁专卖，以筹措军费就有一定道理;既然怀柔政策不能感化四夷，贤良文学们罢盐铁专卖的要求不就变得“不现实”了吗?如果我们既支持经济自由的政策，又强调不能荒废武备，就要提出一个兼顾经济自由与富国强兵的理论以及可以实施的制度政策，以同时实现两个目标。否则任何一种批评都不够完整。
实际上，经济自由主义制度与政策并不像看起来那样不能支持富国强兵。首先是，经济自由主义政策会因其较低的税率而使经济总量有较快增加，会使政府获得更多的资源，用于提供国防公共物品，并且更可持续。宋代财政史告诉我们，王安石也是为了加强边备而增加了税收之外聚财措施，其结果是，“除与新法直接有关的增收外，在赋入的其他方面均未见明显自然增长。”(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66页)如变法后的熙宁十年，田赋收入比变法前略有减少(第52页);商税和榷酒收入数“情况都不甚好”(第67页) 。这“自然与行新法后人民负担增加多不利发展生产有关。”(第67页)更重要的是，这种财经政策是不可持续的。民众的实际税率加重，会导致社会经济的衰落。
在另一方面，轻徭薄赋还有着政治含义。如同孟子所说，“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就是说，包括低税率在内的仁政可以使民众更加认同政治统治集团的合法性，更愿意拿出自己的资源，包括财物和时间，支持政府提供国防公共物品。如此“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即能够对抗强大敌人。而如果这些敌人不行仁政，则不是行仁政国家的对手。“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
更进一步，如果将仁政推广到天下，而不是靠武力掠夺和奴役其他国家与人民，就会形成比较和平的世界秩序。国家之间的纠纷就会较少，更不需要动用武力解决，就更少进行武力上的竞争，这也会在提高一个国家的安全水平的同时，降低其国防开支。
当然，如前所述，儒家承认要保持必要的军备。其水平是能够保卫自己，而不是要征服别人，所以不需过分的军备。这就不需要耗费过多的社会资源。在另一方面，轻徭薄赋所激发的生产热情又会使社会总产出增加，从而能够提供达到这一恰当军备水平的资源。从而，经济自由与富国强兵可以并行不悖。
这在历史现实中有过大量先例。如因一些偶然因素，使得一个社会在保持一定军事优势的同时，又保持较低的税率。例如近代以来的英国和美国;虽然我们不排除这两个国家在崛起时也部分地依靠掠夺因素，如英国对西班牙和法国商船的掠夺，和对中国的鸦片贸易;美国早期的奴隶制和对印第安人的剥夺。
英国是一个欧洲大陆边缘的岛国。这使她不需要建立一支强大的陆军防备周边国家的入侵，只需要将资源集中在建立海军上面。而她的竞争对手，无论是西班牙，荷兰，还是法国，都要同时建立两支军队，陆军和海军。这就使英国在获得海上优势的同时可以保持较低税率。而美国则立国于北美大陆，由海洋将其与列强分隔开来，使她得以在创立之初的相当长时间实行孤立主义政策，将较少资源用于军事，从而可以长久地奉行经济自由主义政策。这一政策使她最终成为世界强国。
纵观历史，也许中国是唯一在比较自觉地实行经济自由主义政策的同时，保持国家强大的社会。比较突出的是汉朝、唐朝、明朝和清朝。它们都征收较低的税赋，同时只有不多的兵。这些中国传统社会的军事力量与其“帝国”的身份很不匹配，以致有人称之为“无兵的国家。”(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即使是在军事力量看似强大的唐朝，统治集团也主要借用北方少数民族的军事力量来保卫边境。甚至向外扩张。如唐诗中所说，“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而唐朝的税率，包括租庸调在内，大约在14%左右。这与今天世界超强的美国的军费相当于190个国家的总和有着天壤之别。“无兵的国家”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荒于军备的批评，但反过来想一想，为什么“无兵”却能成就如此强大的国家和中国前后相继的强大王朝?这其中应该有“仁者无敌”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