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扰汉朝的最大问题：到底是先富国还是先强兵( 三 ) _富国

所以，在儒家主流看来，“义”不都对应着“利”，所以必须超越利;尤其是那些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更应如此。因为从整个社会角度看，不需要人人讲“义”，只要有一部分人讲义就行了。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市场是有效运转的，大多数人按照看不见的手的指引，去追逐自己的利益，就会带来社会繁荣。市场失灵的情况是很少的。况且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能力超越功利。所以对一般民众，儒家承认和保护他们追求利益的权利，而对政治统治集团和文化精英，则有超越功利的要求。
由此可以理解儒家话语的更深内涵。由于儒家精英的说服对象主要是政治统治集团，所以向他们谈论这一主张时有着某种具体角度，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和“不与民争利”，是对政府讲的话。一方面，这是在保护民众的经济自由和权利;另一方面，是约束政治统治集团不要追求一般性的商业利益。所以儒家又强调“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强调“重本抑末” 。其中的“义”包括提供公共物品，同时获得税收方面的回报，所以是“以义为利”;而所谓“本”则是政府本分，“末”则是政府不当行为。简单地说，儒家对民讲“利”，对国讲“义” 。
以对儒家经济思想深刻理解为基础，徐复观先生在其 “《盐铁论》中的政治社会文化问题”一文中对《盐铁论》中的两派思想进行了梳理。他明确指出，御史大夫们虽然引用了大量儒家经典，并非遵循儒家真精神。而文学贤良们引用儒家经典则是“原则性的”，即基本代表儒家主流思想的。这个判断是正确的。

贤良文学与御史大夫辩论的核心问题，是为了抵御甚至进击匈奴，能否实行对盐、铁、酒等产品生产和销售的政府垄断，以及对因均输而引起的交易的政府垄断。在辩论中，贤良文学们提出了“崇本抑末”的主张。这很容易引起误解，以为儒家一般地反对工商业。徐复观先生对此作了辨析。他指出，“儒家承认工商的正常功用(“通郁滞”，“备器械”)”，但由于工商更容易获得和聚集财富，所以才在政治上和社会排序上重农抑商，但并非否定工商业。在另一方面，“贤良文学此处真正反对的，不是民间工商业，而是以盐铁均输等重大措施，由朝廷直接经营的工商业，及在朝廷直接经营下与官府勾接的工商业者。”(徐复观：“《盐铁论》中的政治社会文化问题”，载《两汉思想史》，台湾学生书局1992年版，第140页)徐复观先生对《盐铁论》中贤良文学们主张的这一梳理，更为鲜明地表达了儒家经济思想的一个要点，即儒家反对政府直接介入一般性的商业领域，以及反对对工商业的垄断，尤其是政府官员借助于权力而进行的垄断。
贤良文学们否定盐铁官营的理由，包括政府垄断会带来价高质次的产品，尤其是农业生产必不可少的农具，直接侵害了农民利益;由于政府及其官员进入到了一般商业领域，就会与民争利，“商工市井之利，未归于民”，而是“利归权家”，甚至直接侵夺民众土地等财产，致使破产成为流民;政府官员利用管理盐铁官营之权力中饱私囊，形成了一个官商一体的利益集团，并对政府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为了维持这样一个政府垄断工商业的局面，从中获益的官僚垄断阶级就极力支持一种穷兵黩武的对外政策，又导致“海内虚耗，户口减半” 。总体而言，这都是由于政治权力与市场规则结合，即所谓“国以利为利” 的结果。
然而，徐复观先生也并没有完全肯定贤良文学们的所有主张，比如他们在反驳御史大夫们关于盐铁官营用于抵御匈奴的理由时，只是强调“夫文衰而武胜，德盛而备寡”，以及“修文德以来之”，被徐复观先生批为“不顾现实的空论”(同上书，第170页) 。而对御史大夫们“故边民百战，而中国恬卧者，以边郡为屏蔽也”的论点则肯定为“在现实上是坚实的论证。”(同上书，第167页)这种把握非常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