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后宫秘史：明朝皇室选妃竞争非一般的惨烈 _后宫

因为在大明王朝建国的那年：洪武元年（1368年）三月初一，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做了一件与大明朝的女人们，特别是“第一家庭”的女人们有重大关系的事情：命儒生朱升编订《女诫》，并刊刻全国发行。这部书的主要内容，就是收录历代贤德后妃的光辉事迹，然后全国推广学习。尤其是朱元璋家里的女人们，更要在后宫开设讲堂，由主编朱升亲自主讲，包括皇后在内的所有嫔妃都要列席旁听，认真学习。
而之所以说负责编订的朱升是“主编”，而非作者，实在是因这部《女诫》大有来头，它最早出自东汉女文学家班昭之手，内容包括“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叔妹”七章。其中心思想，看名字就能体现出来：教育女人要逆来顺受，伺候老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礼敬公婆，不乱传闲话不造谣，不随便掺和事，就算自己不愿意，也要事事听丈夫的。受了委屈更要忍着，别人说你不好要听着。要谦顺的待人，学会讨丈夫兄弟姐妹的喜爱-----这样的女人，才是百分百的好女人。对班昭的这个评价标准，朱元璋是基本同意的，之所以要朱升重新编纂，是因为在他眼里，做一个百分百好女人，特别是“第一家庭”的好女人，还需要一个重要素质——不擅自专权干政。这一条，也被朱升不折不扣写入了编订版的《女诫》中。
而也从此之后，《女诫》一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大明王朝的妇女基本评判手则，无论宫廷还是民间，执行的都是这一套相同的标准。
而在朱元璋的推广下，《女诫》不但风行全国，在明朝，还相继的诞生了两个“升级版”，一个是朱元璋儿媳妇，明成祖朱棣皇后徐氏所编的《内训》，另一个是明刘氏所作的《女范捷录》，前者认真学习《女诫》中的“后妃不干政”精神，并将其理论观点细化，以单独成书的方式深入解读。后者则继承发扬《女诫》中关于好媳妇的各类评价标准，不仅以理论的形式进行剖析，更精选大明朝具有典范意义的好人好事，真实记录并热情讴歌。这两部书，加上唐朝宋若翠的《女论语》，以及班昭原版《女诫》，被后世并称为“女四书” 。在新文化运动之前，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对女性进行三从四德教育的专用代表教材。
由此也可看到，如果穿越到明朝，却做了一个女人，那着实是一件不幸的事情。因为在那个时代里，如果要当一个好女人，按照《女诫》等主流妇女教科书的规定，恐怕只有一条路——做个老实巴交的受气小媳妇。但在明朝的“第一家庭”里，要做个好女人，却不仅要做个受气小媳妇了。做为皇室成员，有《皇明祖训》管着，偏巧又是个女人，又要有《女诫》管着，典型是受“二茬罪” 。
而朱元璋之所以要苦心打造这部“百分百好女人宝典”，也并非是有意要让家里的女人受二茬罪，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吸取了历朝历代由于后宫干政而导致国势衰弱的教训。他的第一追求就是：保证大明历代帝王的法定老婆，从皇后到宫女，都是百分百的好女人。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朱元璋煞费苦心，除了编《女诫》搞思想宣传外，在制度上，也大伤脑筋，比如——明朝皇室选老婆的程序。从表面流程上看，明朝皇室选妃的过程，与其他封建王朝相比都大差不差，都是先四面撒网，从民间选拔，然后层层淘汰，给皇子找到意中人。
然而相比之下，明朝皇室的选妃，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最为深入群众的，因为朱元璋从一开始就定下了调子——凡天子，亲王之后，妃，宫嫔，慎选良家女为之，进者拂受。翻译成白话就是：皇帝以及亲王的老婆，无论是正房的皇后，还是偏房的妃子，都要通过严格的选拔程序，优先选择“良家女”，也就是平民百姓家的女子。至于那些主动给皇室“献美人”的，一律不接纳。而这个基调，也被整个明王朝不折不扣的执行了。整个明朝的皇后中，真正出身勋贵世家的只有两人，一位是明成祖的皇后徐氏（中山王徐达之女），另一位是明宪宗的皇后吴氏（怀宁侯孙堂的外甥女），其他的皆出身平民家庭。就这仅有的两位，徐皇后是沾了老公朱棣扯旗造反成功的光（原本是燕王），而吴皇后只过了一个月皇后瘾，就因开罪于明宪宗最宠爱的万贵妃，黯然被打入冷宫，并连带家族爵位被夺。贵族家的女子母仪天下，这种事放在明朝，反而成了低概率。